顧問公司助選何須隱瞞?

今年十月十日《星島日報》報道,獲公民黨推舉參選特首的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已決定聘請公關公司,為他設計選舉事宜,「令到選舉更加專業」。十月二十三日,《明報》報道,公民黨支持梁家傑參選,有意聘用公關公司APCO(「安可」)。梁家傑接受查詢時表示,他期望公關公司充當他的政策顧問;他解釋,同一個政策,有多種演繹方法,究竟哪一種可令受眾明白,他希望公關公司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意見。

政治委任 不能唯親

政府關於「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公眾諮詢已經結束,當局共收到超過200 份書面意見。政制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在研究和分析收到的意見後,當局將於明年上半年公布建議的未來路向。據說當局希望明年7 月1 日第三屆政府就職時,可以最少有一部分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到位。

頭痛如何不可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日前發表公開演說,評論特區政府今年七月發表的《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諮詢文件》。陳太批評諮詢文件沒有對政治委任制度在前階段的表現作全面檢討,也沒提出長遠能達至良好管治的願景。她認為文件提出的只是「頭痛醫頭」之法,「好讓行政長官通過增加由他親自挑選,負責為他向立法會及市民推銷政策的政治官員,以鞏固自身地位。」

大學宿位問題應優先處理

按當局的現行政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八間大專院校下學年應提供共27,700 個學生宿位。但是,八間院校現有宿位總數只達21,400 個,即下學年將欠6300 個。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大學宿位短缺問題向當局提出質詢。教統局長李國章回答時表示,各大學興建學生宿舍的計劃倘得到落實,宿位總數將增加約6400個,目前的宿位短缺問題因此可望解決。

一免租、二修例、三減租

房委會的「檢討公屋租金政策專責小組」建議制定新的公屋租金調整機制,每兩年進行一次租金檢討,按公屋住戶的「入息指數」調整租金。在實行這套新機制之前,房委會要做兩件事:第一,要修訂現行的《房屋條例》,取消其中對租金佔住戶入息比例的限制;第二,要參照九七年以來的累積通縮,把凍結了多年的租金減低至合理的水平,作為日後調整的起點。

布殊、陳水扁和曾蔭權

上星期我在本欄討論政府對民望的態度與施政的關係,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和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的有關論點。這又引來了王家英的反駁:他11月18日再在《新報》發表題為〈民望、普選與政黨政治〉的文章,指我「對美國總統和香港特首面對的民意政治處境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竟然全無警覺,反而混為一談」,更質疑我是「因特殊政治動機刻意如此」。作為一位學者,辯論問題竟要訴諸「動機論」,不禁令人失望。

學券制衝擊傳統資助觀念

教育當局一直不同意把幼稚園納入義務教育的範圍,儘管多年來絕大部分香港家庭都認為,幼稚園學習生活是孩子成長中必不可少的經歷。隨着社會對幼兒教育質素的要求愈來愈高,幼稚園的營運成本愈來愈昂貴,要求政府資助的壓力便愈來愈大。近年來政府也逐漸增加對幼兒教育的資助:一方面推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畫,讓貧困家庭的兒童不致因家長交不起學費而喪失入讀幼稚園的機會;另一方面以發還租金、差餉及地租,以及發放資助津貼等方式,為非牟利幼稚園提供財政支援。但是,當局仍然堅持,免費或資助幼稚園教育,不能看成是每個兒童都應享有的權利。

選舉、民望與施政

余若薇以「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為例,說明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因為「缺乏民意『優先批核』」,所以沒法推行「新政」。這話怎說?譬如學券,假如曾蔭權是經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有了選票的認受性,現在要推出他的學券制,是否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呢?抑或即使有反對聲音,曾蔭權仍可以勇往直前,毋須理會民望下挫呢?又抑或余若薇認為,如果有競選,曾蔭權早就應該把他構想的學券制放在他的選舉政綱裏,包括所有細節(例如獨立私立幼稚園不受惠),這樣一當選後,他就可以依着選舉政綱施政,不用「畏首畏尾」呢?

民意何來?民調何用?民望何價?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