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要做誰的喉舌?

做政府喉舌可恥,做「人民喉舌」當然就最光榮了。問題是怎樣才可以當好這個「人民喉舌」?港台要「聽市民的話」,從哪裏去聽呢?立法會裏的反對派議員,許多都經常自詡為民意代表,說是代表市民監督政府,但凡有甚麼公眾關注的議題,他們一定要「請」有關的政府部門代表到立法會,接受質詢。不過對於港台這個政府部門,反對派卻從來不覺得有甚麼要質詢。近期一再把港台的代表請到立法會,不是質詢他們的工作,而是和他們一起去質詢政府對港台的政策,反對政府令港台「惶恐」。芸芸眾政府部門中,很少有得到反對派這般厚愛的。

有政治頭腦還需經濟理念

懂得「怎樣做」,還要知道「做甚麼」。在「強政勵治」之後,曾蔭權還有兩句承諾:「發展經濟、福為民開」。政府維持強勢管治,應以後面這兩句話為目的;而要搞好經濟、改善民生,必須掌握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包括其中深層次的矛盾,懂得怎麼去找解決辦法。

如何解決「全面直選」和「兼顧少數」的矛盾

要引進分區直選以外的「普選」方式,肯定會引起極大爭議。不過,要就政改問題在社會凝聚廣泛共識,確實要解決工商界的疑慮。民主黨提出2012年普選,但以混合模式(即一半用單議席單票制、另一半用比例代表制)產生立法會,認為這樣就可以保障「均衡參與」,恐怕很難令工商界信服。不如認真研究一下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看看他們採用什麼辦法,在實行普選中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向政黨開放政府職位

政府職位向政黨開放,是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個方面,同樣也是需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到位,從完全不讓政黨參與,一下子變為由政黨組織政府。如果由政黨的人出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一名助理也得不到反對派的支持,那怎能走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呢?

深層次矛盾不應漠視

回歸前,很多人以為香港已經掌握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訣竅,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一場金融風暴打破了這個神話,引發了不少對香港經濟結構問題和發展方向的探討和反思。熬過了一段苦日子,經濟復蘇了,我們是否就可以回復往日的盲目樂觀呢?溫總理說香港經濟仍有一些深層次矛盾,我們是否可以說句「不可避免」,便把它放到一旁呢?

誰要遏制泛民溫和派?

如果泛民中的理性溫和路綫能夠發展,甚至成為主流,對政府施政只會有利無害,因此政府沒有理由要扼殺理性溫和路綫。反觀政改方案發表以來泛民的表現,可以隱約看到另有一股力量,不斷阻止泛民裏的溫和派跟政府妥協合作。從一度已和政府達成協議的幾個議員最後也被捆綁回反對行列這一結果來看,這股破壞力量,非常強大。要遏制泛民中的溫和路綫的,正是這股力量,不是政府。

泛民何事要拉倒

換一個角度看,泛民不是一個人,沒有一個集中的意志。泛民議員中有較偏激的,有較溫和的;有堅持「企硬」的,有願意妥協的;而他們各自又面對外來的種種不同的壓力。25名泛民議員的表決行為,是內外各種張力互動的結果,不能用簡單的邏輯、理性的利害衡量來解釋。這種分析,或許比任何「陰謀論」或「背後動機論」更接近事實。各方面在檢討事件、汲取教訓、調整策略時,如果都接納這種解釋,可能更容易帶着平常心和開放的態度,減少事件的消極影響。

政爭逼令政府歸邊

政改方案遭立法會否決後,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把反對政改的黨派和議員定名為「反對派」,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各黨派的親疏定位。至此,曾蔭權在各黨派之間保持「中立」、「等距」的神話,正式宣告破滅。儘管在處理與反對派的關係上,曾蔭權的手法和董建華不一樣,但建制派和反對派兩個陣營重新形成,已是不可逆轉。這無疑是曾蔭權上台以來香港政治生態發生的最重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