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選票」與「良好管治」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沒有純粹的佛利民學券制

政府宣布下學年起以「學券」形式為幼稚園學生家長提供學費資助,但只有收費不超過兩萬四千元的非牟利幼稚園,才可以參加這個學券計畫。這個限制引起不少爭論。有人批評說,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倡議的學券制,並沒有限制家長報校的自由;如果家長把子女送到「牟利」的幼稚園,便要失去獲資助的權利,那就不是真正的「學券制」。有人更因此把這計畫譏為「縮水學券」、「偽學券」。

易憲容對香港經濟和市場法則懂得多少?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

由強政轉為妥協

或許在今天的政治形勢下,「務實」正是妥協的同義詞:換屆選舉在即,贏取各方善意的需要,自然要凌駕在其他施政考慮之上。唯望下屆政府組成後,可以重建強勢,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去應付曾蔭權自己提出的三大挑戰。

破除迷思積極務實兩行業設最低工資

關於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利弊,全世界已爭論了大半個世紀;學者做研究,工會搞運動,政客打選戰,都經常會拿最低工資做議題。支持和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論據,不外是那幾條,但正反雙方引用的統計資料和實踐經驗,卻可以不斷推陳出新:今天一項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立法令失業人數增加,明天一堆數據又證明最低工資令若干人脫貧。這個爭論只怕要繼續下去,永遠不會得到一個人人公認的結論。

公民黨參選注定是贏家

陳方安生宣布不參加明年三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後,公民黨執委會決定推舉梁家傑參選。有消息說,陳太宣布不參選後,「泛民主派」對他們在選舉委員會可以取得的席位總數轉向悲觀,大都認為很難達到足以提名一位候選人的一百票。因此泛民要調整策略,提早展開行政長官競選活動。

陳太棄選泛民失望

陳方安生終於宣布不參加明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她在記者會上說,她「從沒有想過」參選行政長官,這句話大概很少人會相信。她的名言「見步行步」,以及「誰知道這幾個月會發生什麼事」的說法,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她參選意欲的猜測;即使未有下定決心「去馬」,至少也不是完全沒有興趣。如果她真的早就對參選心如止水,只是希望為推動香港政制發展做點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有分量的建議,那末她一早表明不會出來角逐行政長官的位置,對她的工作一定有利得多,起碼可以減少中央和特區政府高層對她的猜疑,令更多人願意成為她的伙伴。

放下包袱 開動機器

「積極不干預」這說法自夏鼎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香港政府忠實地奉行的金科玉律,而且更是香港經濟過去賴以成功的要訣。所以,當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這句話不是特區政府的提法時,許多人都感到詫異,有的甚至質疑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要有重大改變。曾蔭權於是要發表文章,重申特區政府恪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並沒有背離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場經濟哲學」。

為何聯儲局比白宮高明? –––答陳家洛

兩周前我在本欄引述紮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其《自由的未來》一書提出的觀點,認為如果缺乏適當的條件,民主(即以通過選舉取得管治權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不一定對人民有好處。上星期,浸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陳家洛對我的文章作了回應(〈再讀紮卡里亞的《自由的未來》〉,9月14日本版)。陳教授指出,「隨?中國的改革開放,紮卡里亞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將要在邁向民主與持續專制之間作出抉擇」。他並且問,「不知道曾議員是否都認同這些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