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政勵治必須爭取民意

能否「強政勵治」,除了看政策是否真的「以民為本」,要看政府是否能夠爭取民意,擴大支持自己的基礎。民意調查只可以作為一個起點;如果民調結果不理想,政府便要努力去轉變民意,與反對力量進行爭取民意的角力。這正是曾蔭權說的「政治工作」。

強政勵治決志連任

曾蔭權享有很高的民望;在「民主派」和「愛國派」兩個陣營中,都有許多人起碼認為他是可以接受的行政長官人選。在選舉委員會的競選中,參選的各界人士?肯定有一股支持曾蔭權連任的強大力量。如果屆時人們仍看不到一個像樣的挑戰者,這股力量必將成功贏得選委會的絕大多數席位,提前決定了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

議員為民請命政府從善如流

有的人擔心,政府為爭取預算案高票通過而額外推出的新政,會違反了政府的理財原則,失去了行政主導的強勢。不過,再仔細看看那些額外的「新政」,便會發覺這種擔心沒有必要。「新政」涉及的資源,根本微不足道,只能算是小修小補。有趣的是,隆而重之地提出這些小修小補,並且拿來作為是否支持預算案的決定條件的議員,也是最猛烈地批評政府的扶貧措施是「小修小補」的議員。

民主和低稅可以並行嗎?

如果公共開支必然要增加,那末加稅也就不能避免,我們不得不放棄低稅政策。有人說,《基本法》規定了要行低稅政策,要量入為出,所以不怕民主發展會帶來高福利、高稅收。這未免過於天真。在《基本法》實施後的5年?,香港的公共開支增至本地生產總值的22%,遠高於《基本法》頒布時的水平,同時政府亦連年無法維持財政平衡。儘管不時有人指稱這是違反了《基本法》,但從沒有人真的到法庭去挑戰政府的財政政策。如果政府增支增收是民主發展的規律,《基本法》決計阻擋不了。

九鐵「兵變」須認真處理

九鐵為甚麼會發生「兵變事件」?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尋求着不同的答案。第一種是從「陰謀」的角度去探索:「兵變」是由誰策動的?策動者的意圖是甚麼?用甚麼辦法取得四千名員工的支持?相關的問題包括:為甚麼選擇這個時候發動「兵變」?事件發展至今,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這些問題,無疑最容易吸引公眾的興趣:《金枝慾孽》式的「宮廷鬥爭」,一定引人入勝,成為茶餘飯後的最佳話題;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論,揣測各種陰謀,編出一套故事,並且拿故事裏的人物來評頭品足一番,好不過癮!懂得投讀者所好的傳媒,自然會從這樣的角度去處理「兵變事件」。

香港仍是「不可取代」嗎?

內地在「十一五」推行的更深入改革和更廣闊開放,無疑會為香港「進一步發揮」固有的優勢提供機遇。然而,我們真的可以「保持不變」,便把希望寄託在內地的發展上嗎?從內地過去五年的變化來看,我們可以滿有信心地說,在國家的「十一五」或者「十二五」之後,香港對比內地其他城市,仍將享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嗎?

中央怎樣處理「一國兩制」嶄新課題

這緘默或許是「一國兩制」的政治需要:避免引起「中央干預特區事務」的疑慮。但這樣一來,年年重複的「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按照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幾句話,便很容易成為空洞的口號;人們也沒法明白,中央政府憑什麼「堅信」香港和澳門「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港在「十一五」應有適當位置

或者有人會說,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國家的「十一五」規劃根本就不包括港澳。如果是這樣,為甚麼又要把香港和澳門(還有台灣)列入《綱要》,聊備一格呢?再說,「十一五」規劃有多項內容,不能不考慮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例如《綱要》提出要「優化民用機場布局」、擴建廣州和深圳機場:這裏能把香港國際機場完全置於規劃之外嗎?同樣,《綱要》提及的交通基建,包括興建北京至深圳客運專綫、廣州至珠海城際軌道、北京至香港高速公路等,也不能不把香港的發展考慮在內。

內地鼓勵走出去我們積極請進來

民建聯的人大政協委員在這次「兩會」上提出的議題,包括盡快落實「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QDII)、進一步開放香港銀行參與人民幣業務的範圍、放寬民企來港資金管制以及放寬內地人士以投資方式移居香港等。這些建議,正好配合內地實施「走出去」政策的需要。對於這些涉及內地資金外流的措施,中央政府過去一直有較大的顧慮。不過,隨?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推行這些措施的條件相信經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