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何來?民調何用?民望何價?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公共廣播要有明確目的

事實上,「促進國民身分認同」,在很多地方都列為公共廣播服務的目的之一。在回歸祖國不到十年的香港,這目的應該尤為重要。然而,這條在其他地方沒有爭議的價值標準,在香港不但未有生根,而且仍遭到不少抗拒。在討論公共廣播發展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應迴避。

「經營選票」與「良好管治」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沒有純粹的佛利民學券制

政府宣布下學年起以「學券」形式為幼稚園學生家長提供學費資助,但只有收費不超過兩萬四千元的非牟利幼稚園,才可以參加這個學券計畫。這個限制引起不少爭論。有人批評說,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倡議的學券制,並沒有限制家長報校的自由;如果家長把子女送到「牟利」的幼稚園,便要失去獲資助的權利,那就不是真正的「學券制」。有人更因此把這計畫譏為「縮水學券」、「偽學券」。

易憲容對香港經濟和市場法則懂得多少?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

由強政轉為妥協

或許在今天的政治形勢下,「務實」正是妥協的同義詞:換屆選舉在即,贏取各方善意的需要,自然要凌駕在其他施政考慮之上。唯望下屆政府組成後,可以重建強勢,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去應付曾蔭權自己提出的三大挑戰。

破除迷思積極務實兩行業設最低工資

關於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利弊,全世界已爭論了大半個世紀;學者做研究,工會搞運動,政客打選戰,都經常會拿最低工資做議題。支持和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論據,不外是那幾條,但正反雙方引用的統計資料和實踐經驗,卻可以不斷推陳出新:今天一項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立法令失業人數增加,明天一堆數據又證明最低工資令若干人脫貧。這個爭論只怕要繼續下去,永遠不會得到一個人人公認的結論。

公民黨參選注定是贏家

陳方安生宣布不參加明年三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後,公民黨執委會決定推舉梁家傑參選。有消息說,陳太宣布不參選後,「泛民主派」對他們在選舉委員會可以取得的席位總數轉向悲觀,大都認為很難達到足以提名一位候選人的一百票。因此泛民要調整策略,提早展開行政長官競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