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仍是「不可取代」嗎?

內地在「十一五」推行的更深入改革和更廣闊開放,無疑會為香港「進一步發揮」固有的優勢提供機遇。然而,我們真的可以「保持不變」,便把希望寄託在內地的發展上嗎?從內地過去五年的變化來看,我們可以滿有信心地說,在國家的「十一五」或者「十二五」之後,香港對比內地其他城市,仍將享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嗎?

中央怎樣處理「一國兩制」嶄新課題

這緘默或許是「一國兩制」的政治需要:避免引起「中央干預特區事務」的疑慮。但這樣一來,年年重複的「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按照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幾句話,便很容易成為空洞的口號;人們也沒法明白,中央政府憑什麼「堅信」香港和澳門「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港在「十一五」應有適當位置

或者有人會說,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國家的「十一五」規劃根本就不包括港澳。如果是這樣,為甚麼又要把香港和澳門(還有台灣)列入《綱要》,聊備一格呢?再說,「十一五」規劃有多項內容,不能不考慮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例如《綱要》提出要「優化民用機場布局」、擴建廣州和深圳機場:這裏能把香港國際機場完全置於規劃之外嗎?同樣,《綱要》提及的交通基建,包括興建北京至深圳客運專綫、廣州至珠海城際軌道、北京至香港高速公路等,也不能不把香港的發展考慮在內。

內地鼓勵走出去我們積極請進來

民建聯的人大政協委員在這次「兩會」上提出的議題,包括盡快落實「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QDII)、進一步開放香港銀行參與人民幣業務的範圍、放寬民企來港資金管制以及放寬內地人士以投資方式移居香港等。這些建議,正好配合內地實施「走出去」政策的需要。對於這些涉及內地資金外流的措施,中央政府過去一直有較大的顧慮。不過,隨?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推行這些措施的條件相信經已成熟。

港人出席「兩會」應論港事

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在準備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時,約見了港區人大、政協,徵詢他們的意見;在「兩會」召開前夕,曾蔭權又和他們座談,提出要讓他們多參與特區政府的諮詢組織,並且對在香港設立人大政協辦事處表示積極的態度。這些做法,並沒有引起「人大、政協干預香港事務」的指責,反映香港社會已接受了港區人大、政協參與香港公共事務的角色。

從預算案看深層次矛盾

金融風暴後出現大量負資產,令消費和投資長期疲弱,拖慢了經濟復蘇的步伐,這正是先前高地價、高樓價造成的惡果。而經濟一開始復蘇,市民又要承受加息加租的壓力,不能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是大多數市民感受到的「深層次矛盾」。

期望過高容易失望

唐英年過去兩年發表預算案之前,都顯得十分注意「期望管理」:向社會發放適當的訊息,有計畫地降低公眾對預算案「派糖」的期望。這策略頗為成功:人們不存奢望,便沒那麼容易感到失望了。可是這一次,卻似乎沒有做到降低公眾期望的輿論工作,反而讓一些「好消息」在社會上流傳。難道財爺充滿信心,認為只要提出輕微的寬減,已經足以令市民滿意?

政治生態不能不變

曾蔭權爭取反建制派的策略和措施,或有不足或者偏差,但因政改方案被否決而全盤予以否定,則未免失於片面。「曾蔭權路綫」畢竟只實行了幾個月,「政治生態未有根本轉變」,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轉變。如果爭取反建制派的工作要冷卻一段時期,那就正好利用這個冷靜期去總結經驗,制定更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促使政治生態根本轉變。

香港在國家發展中須有清晰定位

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行政委員會上周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主題是「香港在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定位」。這議題對香港發展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區政府要認真研究,理所當然。可是,正如有評論指出,特區政府成立8年多以來,正式討論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定位問題,現在還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