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權利與責任不能分割
在「一國兩製」的政策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伸展至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而不是屬於香港的中國公民，這在《基本法》里規定了。但《基本法》同時亦規定，香港居民有義務要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其中包括《基本法》，當然也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二十三條。
建制派參選選委協調不易
反對派的選委會席位本來就不多，不用擔心選舉成績欠佳，席位數目下降，影響聲望。角逐選委會席位的反對派，不會以為贏得了席位，在新一屆特區政府裏便會有多一點發言權。反對派裏的強硬分子，甚至認為參與選委會選舉是不光采的事。因此，反對派裏的各黨派，不會願意讓人們看到他們為選委會的席位互相爭奪。這不足以說明反對派比建制派團結；只是兩個陣營對參與選委會選舉的態度不同、目的不同，所以對協調便有不同的考慮。
政制發展要與北京配合
在政改方案的醞釀階段，特區便要跟中央保持緊密的意見交流，互相了解對方的訴求以及關注的問題，以保證設計的方案能為雙方所接受。許仕仁說的要「與北京配合」，相信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能像李柱銘等人要求那樣，在擬訂政改方案時排除了中央政府的參與，待「米已成炊」，才交給中央通過。
泛民不能提供真正選擇
在選委會的競選活動中，候選人拉票時，必然要回答選民這個問題：「如果你當選為選委會委員，你會選誰當下一任行政長官？」毫無疑問，最有效的拉票辦法，是候選人清楚地說出自己支持的下任行政長官人選，而這人選又得到選民們的支持。如果候選人說不出一個實在的名字，選民不知道把他選進了選委會，等於支持了誰當行政長官，那末投他「神聖一票」的意願便要大打折扣。「泛民」的候選人如果只拿着一個包括「二○一二普選」的「聯合政綱」，作為支持任何人當行政長官的條件，對大部分選委會選民的吸引力便十分有限，因為選民們根本不知道，是否會有他們滿意的人選，願意接過「泛民」的政綱出來競選行政長官。
政府政黨建新合作關係
特區政府要探索一種與「友好黨派」更有效合作的模式。簡單地說，合作要達到「榮辱與共」的目的：「友好黨派」支持政府推行最「難行」的政策，政府為「友好黨派」發展壯大提供有利條件，並且合力令雙方一起維持良好的民望。要朝這個方向發展，首先要建立充分的互信，這正是曾、許近期參與民建聯活動的目的。
選民理性便可以維持低稅政策？
其他實行普選的地方，公共開支都比香港大，稅率也比香港高。所以，問題依然是：香港能否例外，在實行普選後仍維持低稅政策？這是我們發展民主過程中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選民是否「理性」：我們沒有理由假設香港的選民不理性，也沒有理由假設其他地方的選民不及香港人理性。
強政勵治必須爭取民意
能否「強政勵治」，除了看政策是否真的「以民為本」，要看政府是否能夠爭取民意，擴大支持自己的基礎。民意調查只可以作為一個起點；如果民調結果不理想，政府便要努力去轉變民意，與反對力量進行爭取民意的角力。這正是曾蔭權說的「政治工作」。
強政勵治決志連任
曾蔭權享有很高的民望；在「民主派」和「愛國派」兩個陣營中，都有許多人起碼認為他是可以接受的行政長官人選。在選舉委員會的競選中，參選的各界人士?肯定有一股支持曾蔭權連任的強大力量。如果屆時人們仍看不到一個像樣的挑戰者，這股力量必將成功贏得選委會的絕大多數席位，提前決定了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
議員為民請命政府從善如流
有的人擔心，政府為爭取預算案高票通過而額外推出的新政，會違反了政府的理財原則，失去了行政主導的強勢。不過，再仔細看看那些額外的「新政」，便會發覺這種擔心沒有必要。「新政」涉及的資源，根本微不足道，只能算是小修小補。有趣的是，隆而重之地提出這些小修小補，並且拿來作為是否支持預算案的決定條件的議員，也是最猛烈地批評政府的扶貧措施是「小修小補」的議員。
民主和低稅可以並行嗎？
如果公共開支必然要增加，那末加稅也就不能避免，我們不得不放棄低稅政策。有人說，《基本法》規定了要行低稅政策，要量入為出，所以不怕民主發展會帶來高福利、高稅收。這未免過於天真。在《基本法》實施後的5年?，香港的公共開支增至本地生產總值的22%，遠高於《基本法》頒布時的水平，同時政府亦連年無法維持財政平衡。儘管不時有人指稱這是違反了《基本法》，但從沒有人真的到法庭去挑戰政府的財政政策。如果政府增支增收是民主發展的規律，《基本法》決計阻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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