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低稅可以並行嗎？
如果公共開支必然要增加，那末加稅也就不能避免，我們不得不放棄低稅政策。有人說，《基本法》規定了要行低稅政策，要量入為出，所以不怕民主發展會帶來高福利、高稅收。這未免過於天真。在《基本法》實施後的5年?，香港的公共開支增至本地生產總值的22%，遠高於《基本法》頒布時的水平，同時政府亦連年無法維持財政平衡。儘管不時有人指稱這是違反了《基本法》，但從沒有人真的到法庭去挑戰政府的財政政策。如果政府增支增收是民主發展的規律，《基本法》決計阻擋不了。
九鐵「兵變」須認真處理
九鐵為甚麼會發生「兵變事件」？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尋求着不同的答案。第一種是從「陰謀」的角度去探索：「兵變」是由誰策動的？策動者的意圖是甚麼？用甚麼辦法取得四千名員工的支持？相關的問題包括：為甚麼選擇這個時候發動「兵變」？事件發展至今，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這些問題，無疑最容易吸引公眾的興趣：《金枝慾孽》式的「宮廷鬥爭」，一定引人入勝，成為茶餘飯後的最佳話題；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論，揣測各種陰謀，編出一套故事，並且拿故事裏的人物來評頭品足一番，好不過癮！懂得投讀者所好的傳媒，自然會從這樣的角度去處理「兵變事件」。
誰在香港搞政治滲透？
2006年3月20日《明報》論壇 據報道，民主黨為防止被人滲透操控，決定成立小組，「檢視黨員跟內 […]
香港仍是「不可取代」嗎？
內地在「十一五」推行的更深入改革和更廣闊開放，無疑會為香港「進一步發揮」固有的優勢提供機遇。然而，我們真的可以「保持不變」，便把希望寄託在內地的發展上嗎？從內地過去五年的變化來看，我們可以滿有信心地說，在國家的「十一五」或者「十二五」之後，香港對比內地其他城市，仍將享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嗎？
中央怎樣處理「一國兩制」嶄新課題
這緘默或許是「一國兩制」的政治需要：避免引起「中央干預特區事務」的疑慮。但這樣一來，年年重複的「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按照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幾句話，便很容易成為空洞的口號；人們也沒法明白，中央政府憑什麼「堅信」香港和澳門「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港在「十一五」應有適當位置
或者有人會說，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國家的「十一五」規劃根本就不包括港澳。如果是這樣，為甚麼又要把香港和澳門(還有台灣)列入《綱要》，聊備一格呢？再說，「十一五」規劃有多項內容，不能不考慮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例如《綱要》提出要「優化民用機場布局」、擴建廣州和深圳機場：這裏能把香港國際機場完全置於規劃之外嗎？同樣，《綱要》提及的交通基建，包括興建北京至深圳客運專綫、廣州至珠海城際軌道、北京至香港高速公路等，也不能不把香港的發展考慮在內。
內地鼓勵走出去我們積極請進來
民建聯的人大政協委員在這次「兩會」上提出的議題，包括盡快落實「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QDII)、進一步開放香港銀行參與人民幣業務的範圍、放寬民企來港資金管制以及放寬內地人士以投資方式移居香港等。這些建議，正好配合內地實施「走出去」政策的需要。對於這些涉及內地資金外流的措施，中央政府過去一直有較大的顧慮。不過，隨?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推行這些措施的條件相信經已成熟。
港人出席「兩會」應論港事
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在準備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時，約見了港區人大、政協，徵詢他們的意見；在「兩會」召開前夕，曾蔭權又和他們座談，提出要讓他們多參與特區政府的諮詢組織，並且對在香港設立人大政協辦事處表示積極的態度。這些做法，並沒有引起「人大、政協干預香港事務」的指責，反映香港社會已接受了港區人大、政協參與香港公共事務的角色。
從預算案看深層次矛盾
金融風暴後出現大量負資產，令消費和投資長期疲弱，拖慢了經濟復蘇的步伐，這正是先前高地價、高樓價造成的惡果。而經濟一開始復蘇，市民又要承受加息加租的壓力，不能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是大多數市民感受到的「深層次矛盾」。
期望過高容易失望
唐英年過去兩年發表預算案之前，都顯得十分注意「期望管理」：向社會發放適當的訊息，有計畫地降低公眾對預算案「派糖」的期望。這策略頗為成功：人們不存奢望，便沒那麼容易感到失望了。可是這一次，卻似乎沒有做到降低公眾期望的輿論工作，反而讓一些「好消息」在社會上流傳。難道財爺充滿信心，認為只要提出輕微的寬減，已經足以令市民滿意？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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