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acilitator
Jasper Tsang tells how his invol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has impressed on him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articularly now.
Jasper Tsang tells how his invol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has impressed on him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articularly now.
自列根開始,美國歷任總統都十分重視政治公關,通過向傳媒發放掌控的訊息,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掩飾或淡化不利的新聞。《紐約時報》在1980年代創造了spin doctor這名稱,用來指那些受僱為政治人物編造新聞、擺弄傳媒報道的人。這名稱現在一般譯做「政治化妝師」。
不少人認為,香港今天爭拗不斷,以至各方面發展停滯不前,禍源是「泛政治化」,即不論甚麼問題,包括許多本來純屬經濟或民生領域的問題,都給引入政治因素,變成政治問題。如果要返回健康發展的正軌,撥亂反正之道,就要去政治化。
《紐約時報》本月2日有一篇文章,題為No Morsel Too Minuscule for All-Consuming N.S.A.(「國安局大小通吃,不嫌瑣屑」)。文章說,最近數星期人們看到,任何人不論敵友,都會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局」日常監控的對象。國安局的正式任務,包括使用它的監控能力,為美國爭取對其盟友如法德等國的「外交優勢」,以及對日本和巴西等其他國家的「經濟優勢」。今年九月,巴西總統羅塞夫得知自己也成為美國國安局竊聽對象,表示震怒。其後,以同一理由提出抗議的,相繼有歐盟、墨西哥、法國、德國和西班牙。
《大衛和歌利亞》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個聖經故事。三千年前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兩軍對陣。非利士營中的巨人歌利亞出來討戰。他身高三公尺,身穿五十七公斤重的鎧甲,手拿七公斤重的鐵槍。大衛是個牧童,到以色列軍營給他三個當兵的哥哥送飯,聽見歌利亞罵陣,竟跑出去迎戰。他不穿領軍掃羅給他的盔甲,不拿刀槍,用自己「甩石的機弦」 甩出一塊石子,擊中歌利亞額頭,巨人應聲倒地;大衛取了歌利亞的配刀,砍了他的頭。這個以小勝大、以弱制強的故事,成為千古傳誦的佳話
選舉政治會帶來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使社會矛盾擴大和激化。打選戰的人,都懂得利用社會矛盾去爭選票。有矛盾,即是社會上有一部份人的利益受威脅,於是政治領袖便站出來,捍衛這些人的利益,爭取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以往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候選人抓住某個社會問題擴大對立、激化矛盾的手法,十分常見。
「你願意讓你的開支和繳稅資料給人詳細檢視,你的儀表和衣著品味給人取笑揶揄,你的孩子給人拍照纏擾嗎?如果不,我們又怎能期望優秀人才願意從政呢?」這段話出自《經濟學人》專欄作家Philip Coggan一本新書 The Last Vote——The Threats to Western Democracy,說的是多個西方民主國家今天普遍遇到的問題。Coggan在書中還說,傳媒以尊敬的態度對待政客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今天的政治領袖們,不是在詼諧節目中被醜化,就是在清談節目中被罵做叛徒或惡棍。
如果政府考慮公共政策時,都是看民調結果作決定,而不是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依據;有甚麼政策要推行,便做個民調,民意支持度夠高便上馬,支持度不夠便放棄:這樣決不可能制定和推行符合社會長遠發展需要、但觸及選民眼前利益的政策。例如環保政策,包括推行各種「寓禁於徵」的減排減廢措施、轉用較環保但成本較高的能源、提高處理「三廢」的要求等,都是要這一代人為下一代的利益付出代價,不會受多數選民歡迎。
卡特1976年當選美國總統後,他的一名年輕助手Patrick Caddell向他建議:「要贏得民眾支持,必須不停打選戰,不停跟對手較量,不停爭奪民意。」這是第一次出現「不停的選戰」(the permanent campaign)這說法。
曾鈺成在立法會大樓辦公室裏的紅木書架,古色古香,密密麻麻的放滿了中英文書籍。那邊廂,坐在沙發上的曾鈺成笑瞇瞇的拿他的電子閱讀器,笑言這才是他真正的書架。大讚電子閱讀器方便快捷之餘,曾鈺成說他現在看的書可分為兩類:無聊的和嚴肅的。他有所憂慮,若談無聊書的話怕不足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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