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風波
回歸初期,中央政府顯得對「港人治港」充滿信心,對香港內部事務緊守「不干預」政策。第一次政治風波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該年上半年「沙士」襲港,百業蕭條,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振興經濟,推出了CEPA和「自由行」,但這「大禮」並沒有阻止一場大規模的「反(基本法)23條」示威遊行。中央政府震驚之餘,檢討了對港政策,認為要「有所為」。2004年4月人大常委會提出政改「五部曲」以及作出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2005年提早更換行政長官,就是「有所為」的表現。
回歸初期,中央政府顯得對「港人治港」充滿信心,對香港內部事務緊守「不干預」政策。第一次政治風波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該年上半年「沙士」襲港,百業蕭條,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振興經濟,推出了CEPA和「自由行」,但這「大禮」並沒有阻止一場大規模的「反(基本法)23條」示威遊行。中央政府震驚之餘,檢討了對港政策,認為要「有所為」。2004年4月人大常委會提出政改「五部曲」以及作出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2005年提早更換行政長官,就是「有所為」的表現。
立法會秘書處日前發表了一份有關香港社會流動的研究簡報,其中引述了香港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本地工人有「被困於最低收入組別」的情況。研究將本地工人按收入水平分成5個組別,發現在2003至2008的5年間,六成以上的工人停留在收入階梯的同一組別;1998至2008的10年裡,停留在同一收入組別的工人接近一半,其中屬於最低收入組別的工人,工作10年後仍不能脫離該組別的,更超過一半。
政府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第二輪諮詢印製的宣傳單張,文字不多;單張背面用圖解方式比較了現時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2017年可以實行的普選安排,簡潔易明,讓人們清楚看到,在「8‧31決定」框架內設計的選舉方案,事實上可以向民主的目標邁進一大步。
加拿大《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上周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甚麼仍在沿用400年前一個教皇硬推的二流曆法?」我們現在使用的「公曆」,由十六世紀教皇額我略十三世在1582年頒布,取代公元前一世紀凱撒時代開始使用的「儒略曆」。額我略曆的平年有365天,比52個星期多一天,閏年再多一天;某個日子是星期裡的那一天,每年不一樣,加上各月份天數不規則,要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是星期幾,沒有簡單的計算方法。
數字2015是三個素數(又稱「質數」)5、13和31的乘積。其中31是2的5次方減1,在2進制表為11111;其餘兩個因數5和13相乘得65,是2的6次方加一,在2進制表為1000001。此兩數相乘而得的2015,在2進制裡就是11111011111,左右各五個1,中間夾一個0。這是一個「回文數」,即從左至右與從右至左讀出來都是一樣。
放了幾天假,一口氣看完了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說Inferno。這小說出版於去年5月,內地和台灣都出了中譯本(書名都譯作《地獄》),是布朗第四部以哈佛大學符號學教授Robert Langdon為主角的小說(先前三部依次為《天使與魔鬼》、《達文西密碼》和《失落的符號》)。
聖誕節快到,談談耶穌與政治。耶穌是不是政治活動家?對於這個問題,神學家們有不同的見解;由於當中涉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在教會裡也時有辯論。我沒能力也沒意圖對這問題作評論;我只知道,根據《聖經》裡的記載,耶穌具備了一流的政治領袖所應有的才能和智慧。
佔領運動提出的要求,包括行政長官選舉要有公民提名,以及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都是中央政府不可能接受的。提出這些要求,完全不符合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詮釋。所以有意見認為,要令「一國兩制」返回正軌,防止像佔領運動那樣的亂局再發生,就要加強對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教育,讓他們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佔領運動落幕,各方面都在議論今後怎辦的問題。有傳聞說,中央政府已把佔領行動定性為「顏色革命」。果如是,這場顏色革命現在總算順利平息了;但類似的「革命」以後會不會再爆發呢?參與策劃、推動和組織佔領運動的人,現在正積極討論運動怎樣轉型、持續、深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也必須深刻反思、吸取教訓,研究應該採取甚麼切實有效的措施,防止「革命」再發生。
「所羅門的審判」這故事,給後人留下很多疑問。例如:故事中的兩個婦人,同住一間屋,同時生孩子,屋裡沒有其他人;兩個婦人之間有甚麼關係,兩個孩子的父親去了哪裡?她們的背景所羅門知道多少,還是一無所知?所羅門是否早就料到她們對「劈孩」會有甚麼反應?如果她們的反應出乎所料,所羅門有甚麼後着?最重要的是,兩個婦人的反應,能不能成為她們當中誰是孩子生母的可靠證供?這些問題引起很多後人的評論、分析和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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