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陳水扁和曾蔭權

上星期我在本欄討論政府對民望的態度與施政的關係,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和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的有關論點。這又引來了王家英的反駁:他11月18日再在《新報》發表題為〈民望、普選與政黨政治〉的文章,指我「對美國總統和香港特首面對的民意政治處境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竟然全無警覺,反而混為一談」,更質疑我是「因特殊政治動機刻意如此」。作為一位學者,辯論問題竟要訴諸「動機論」,不禁令人失望。

學券制衝擊傳統資助觀念

教育當局一直不同意把幼稚園納入義務教育的範圍,儘管多年來絕大部分香港家庭都認為,幼稚園學習生活是孩子成長中必不可少的經歷。隨着社會對幼兒教育質素的要求愈來愈高,幼稚園的營運成本愈來愈昂貴,要求政府資助的壓力便愈來愈大。近年來政府也逐漸增加對幼兒教育的資助:一方面推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畫,讓貧困家庭的兒童不致因家長交不起學費而喪失入讀幼稚園的機會;另一方面以發還租金、差餉及地租,以及發放資助津貼等方式,為非牟利幼稚園提供財政支援。但是,當局仍然堅持,免費或資助幼稚園教育,不能看成是每個兒童都應享有的權利。

選舉、民望與施政

余若薇以「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為例,說明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因為「缺乏民意『優先批核』」,所以沒法推行「新政」。這話怎說?譬如學券,假如曾蔭權是經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有了選票的認受性,現在要推出他的學券制,是否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呢?抑或即使有反對聲音,曾蔭權仍可以勇往直前,毋須理會民望下挫呢?又抑或余若薇認為,如果有競選,曾蔭權早就應該把他構想的學券制放在他的選舉政綱裏,包括所有細節(例如獨立私立幼稚園不受惠),這樣一當選後,他就可以依着選舉政綱施政,不用「畏首畏尾」呢?

民意何來?民調何用?民望何價?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公共廣播要有明確目的

事實上,「促進國民身分認同」,在很多地方都列為公共廣播服務的目的之一。在回歸祖國不到十年的香港,這目的應該尤為重要。然而,這條在其他地方沒有爭議的價值標準,在香港不但未有生根,而且仍遭到不少抗拒。在討論公共廣播發展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應迴避。

「經營選票」與「良好管治」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沒有純粹的佛利民學券制

政府宣布下學年起以「學券」形式為幼稚園學生家長提供學費資助,但只有收費不超過兩萬四千元的非牟利幼稚園,才可以參加這個學券計畫。這個限制引起不少爭論。有人批評說,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倡議的學券制,並沒有限制家長報校的自由;如果家長把子女送到「牟利」的幼稚園,便要失去獲資助的權利,那就不是真正的「學券制」。有人更因此把這計畫譏為「縮水學券」、「偽學券」。

易憲容對香港經濟和市場法則懂得多少?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