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三下
在連卡佛大廈8樓舉行的「武林大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參與者意見分歧而互相尊重,辯論激烈而不失理性。其中包括有魯平等官員出席,只聽不講。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在連卡佛大廈8樓舉行的「武林大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參與者意見分歧而互相尊重,辯論激烈而不失理性。其中包括有魯平等官員出席,只聽不講。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香港社會出現了對民主採取相反立場的兩派意見。一派是「民主派」,主張香港必須盡快實現政制民主化。另一派以工商界人士為主,他們既害怕共產黨,更害怕民主,擔心一人一票選舉導致「免費午餐派」當權,高福利高稅收,破壞營商環境。
毛鈞年就任秘書長後,聘請了兩位全職副秘書長,領導一批職員處理日常事務:一位是曾經留學美國的邵善波;另一位叫馬力,中文大學畢業,是我教過的培僑舊生。毛鈞年1987年7月升任新華社副社長;3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公布了代表名單,其中有毛鈞年的名字。毛隨即辭去諮委會秘書長的職務,由梁振英接任。
這讓我看到,或許是「反英抗暴」的後遺症,儘管中英關係說是空前良好,儘管英國政府已承諾把香港交還中國,英國人仍把香港的左派視為異己分子,存有很大戒心。
對於因學歷問題擔心會失去教席的同事,我說,培僑捱過最艱難的日子,撐到今天迎來曙光,全靠大家合力拼搏;我強調,培僑不會為了取得資助而丟下團隊裏的一個人! 我這話是說過頭了。
李越挺對我們說,這直接資助計劃是我們接受政府資助的最佳方式;既得到資助,又可享有最大的辦學自由度。「你們有一批支持你們的家長,不用擔心收不到學生。
1986年11月,吳康民以培僑中學校監的身分致函教育署長,提出培僑要求轉為資助學校。教育署回覆說,當局正檢討私校政策,要待檢討完成後,始能對培僑的資助問題作出決定。
席間那官員突然一臉認真地說:「1997年我們一定要收回香港。」大家一聽都呆了,面面相覷,沒人搭腔。稍後,那官員先行離席。他的背影一消失,在座的一位老校長委員便搖頭嘆息說:「這當官的在胡說!鄧小平聽到,要給氣壞了!」
個子矮小的姜同學舉手,很認真地問:「老師,站着叫『直角』,蹲着是不是叫『扁角』?」全班爆起笑聲,我也禁不住莞爾而笑。
評選計劃不能鼓勵同事們向優秀教師學習,反而在同事之間造成很多矛盾,辦了一次便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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