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何來？民調何用？民望何價？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公共廣播要有明確目的
事實上，「促進國民身分認同」，在很多地方都列為公共廣播服務的目的之一。在回歸祖國不到十年的香港，這目的應該尤為重要。然而，這條在其他地方沒有爭議的價值標準，在香港不但未有生根，而且仍遭到不少抗拒。在討論公共廣播發展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應迴避。
興建郵輪碼頭不能妥協
我們需要盡快有一個新的郵輪碼頭，這目標是不能妥協的。如果按政府一貫的辦事制度，碼頭不能在所需的時間內建成，那就只能證明這套制度已不符合「良好管治」的要求，必須檢討、改革。
「經營選票」與「良好管治」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沒有純粹的佛利民學券制
政府宣布下學年起以「學券」形式為幼稚園學生家長提供學費資助，但只有收費不超過兩萬四千元的非牟利幼稚園，才可以參加這個學券計畫。這個限制引起不少爭論。有人批評說，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倡議的學券制，並沒有限制家長報校的自由；如果家長把子女送到「牟利」的幼稚園，便要失去獲資助的權利，那就不是真正的「學券制」。有人更因此把這計畫譏為「縮水學券」、「偽學券」。
易憲容對香港經濟和市場法則懂得多少？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
由強政轉為妥協
或許在今天的政治形勢下，「務實」正是妥協的同義詞：換屆選舉在即，贏取各方善意的需要，自然要凌駕在其他施政考慮之上。唯望下屆政府組成後，可以重建強勢，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去應付曾蔭權自己提出的三大挑戰。
破除迷思積極務實兩行業設最低工資
關於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利弊，全世界已爭論了大半個世紀；學者做研究，工會搞運動，政客打選戰，都經常會拿最低工資做議題。支持和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論據，不外是那幾條，但正反雙方引用的統計資料和實踐經驗，卻可以不斷推陳出新：今天一項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立法令失業人數增加，明天一堆數據又證明最低工資令若干人脫貧。這個爭論只怕要繼續下去，永遠不會得到一個人人公認的結論。
公民黨參選注定是贏家
陳方安生宣布不參加明年三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後，公民黨執委會決定推舉梁家傑參選。有消息說，陳太宣布不參選後，「泛民主派」對他們在選舉委員會可以取得的席位總數轉向悲觀，大都認為很難達到足以提名一位候選人的一百票。因此泛民要調整策略，提早展開行政長官競選活動。
盡早普選 對改善管治有利？
是不是先開展社會改革，然後才實行普選，便一定會成功呢？或許不是；但這樣起碼可以減少一重風險。普選是不歸路：一旦開始了，不論出了甚麼問題，也不能走回頭。嘴裏喊一個年份很容易；但從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着眼，不能簡單地說「愈早普選愈好」。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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