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當局一直不同意把幼稚園納入義務教育的範圍，儘管多年來絕大部分香港家庭都認為，幼稚園學習生活是孩子成長中必不可少的經歷。隨着社會對幼兒教育質素的要求愈來愈高，幼稚園的營運成本愈來愈昂貴，要求政府資助的壓力便愈來愈大。近年來政府也逐漸增加對幼兒教育的資助：一方面推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畫，讓貧困家庭的兒童不致因家長交不起學費而喪失入讀幼稚園的機會；另一方面以發還租金、差餉及地租，以及發放資助津貼等方式，為非牟利幼稚園提供財政支援。但是，當局仍然堅持，免費或資助幼稚園教育，不能看成是每個兒童都應享有的權利。
余若薇以「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為例，說明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因為「缺乏民意『優先批核』」，所以沒法推行「新政」。這話怎說？譬如學券，假如曾蔭權是經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有了選票的認受性，現在要推出他的學券制，是否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呢？抑或即使有反對聲音，曾蔭權仍可以勇往直前，毋須理會民望下挫呢？又抑或余若薇認為，如果有競選，曾蔭權早就應該把他構想的學券制放在他的選舉政綱裏，包括所有細節(例如獨立私立幼稚園不受惠)，這樣一當選後，他就可以依着選舉政綱施政，不用「畏首畏尾」呢？
立法會裏五位「泛聯盟」議員宣布要籌組政黨，有論者猜測說，這是北京、特區政府與大財團在背後推動，因為有人不滿自由黨對特區政府支持不足、對財團利益維護不力，於是慫恿泛聯盟另組代表工商專業的政黨，與自由黨抗衡。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事實上，「促進國民身分認同」，在很多地方都列為公共廣播服務的目的之一。在回歸祖國不到十年的香港，這目的應該尤為重要。然而，這條在其他地方沒有爭議的價值標準，在香港不但未有生根，而且仍遭到不少抗拒。在討論公共廣播發展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應迴避。
我們需要盡快有一個新的郵輪碼頭，這目標是不能妥協的。如果按政府一貫的辦事制度，碼頭不能在所需的時間內建成，那就只能證明這套制度已不符合「良好管治」的要求，必須檢討、改革。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政府宣布下學年起以「學券」形式為幼稚園學生家長提供學費資助，但只有收費不超過兩萬四千元的非牟利幼稚園，才可以參加這個學券計畫。這個限制引起不少爭論。有人批評說，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倡議的學券制，並沒有限制家長報校的自由；如果家長把子女送到「牟利」的幼稚園，便要失去獲資助的權利，那就不是真正的「學券制」。有人更因此把這計畫譏為「縮水學券」、「偽學券」。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
或許在今天的政治形勢下，「務實」正是妥協的同義詞：換屆選舉在即，贏取各方善意的需要，自然要凌駕在其他施政考慮之上。唯望下屆政府組成後，可以重建強勢，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去應付曾蔭權自己提出的三大挑戰。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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