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1日《星島日報》雙龍會

「積極不干預」這說法自夏鼎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香港政府忠實地奉行的金科玉律，而且更是香港經濟過去賴以成功的要訣。所以，當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這句話不是特區政府的提法時，許多人都感到詫異，有的甚至質疑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要有重大改變。曾蔭權於是要發表文章，重申特區政府恪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並沒有背離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場經濟哲學」。

其實，對於「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上早有爭議。這爭議反映了香港經濟的深層矛盾：一場亞洲金融風暴，令「四小龍」的神話失去了大部分光彩。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日益激烈的區域競爭，香港對自己的信心正在動搖，「邊緣化」成為現實的威脅。儘管政府不斷宣傳我們的經濟已找到「四大支柱」，儘管國家的「十一五」規劃支持香港維持「三個中心」，儘管官員們繼續唸唸有詞地數說香港的「競爭優勢」，但是，許多人仍是認為，我們未有找到發展經濟的真正出路；不少人提出他們認為政府應做而沒有做的各種意見，並且批評「積極不干預」成為政府無所作為的藉口。現在已不是再糾纏於要說甚麼口號的時候了。正如曾蔭權在他的文章裏解釋，即使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也不是「甚麼都不管」。與其對「管」或「不管」的一般原則爭論不休，不如針對政府一些具體的作為和不作為，結合當前的實際環境進行分析，研究怎樣對香港經濟發展最為有利。有的過去政府認為不應做或不必做的事，隨着世界經濟環境的變遷，或許應重新作評估。

例如，政府過去一直不同意選擇性地對個別行業給予資助；這叫做「挑選贏家」(pickingthewinner)，政府說，挑錯了怎麼辦？挑了這一個，對別的又怎公平？無論如何，這是赤裸裸地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曾蔭權在他的文章裏特別指出，過去十二年，香港一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定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香港一直都是自由巿場的典範」，政府官員常以此為傲。

奇怪的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經濟大國，似乎都沒多大興趣跟香港去爭這個「全球第一」，這不能不令我們懷疑，這個「全球最自由」的殊榮，是否真的值得我們珍惜，值得抱住不放？

即使香港要繼續做「自由巿場的典範」，政府是否便不能特別扶助某些對香港經濟發展特別重要的行業呢？試看新加坡：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全球最自由經濟排名榜中，新加坡多年都佔第二位，僅在香港之下；但新加坡從不奉行甚麼「積極不干預」政策。

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已着手經濟結構重組，大力扶助高附加值製造業的發展。九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先後撥款六十億新元，發展高科技基地，並提供優惠措施，吸引電腦和電腦附件跨國製造商以及五大石油公司到新加坡落戶，建成世界第三大煉油基地和其中一個重要的電子工業生產基地。其後新加坡政府又先後撥款十七億新元設立生化科技研究基金，並成立了由副總理領導的跨部門的「生化科技部長級委員會」，要將生化科技發展為製造業的第四大支柱(其他三大為電子、化學及工程業)。目前，一些世界級生化科技公司已在新加坡設立研究機構。

這不折不扣的「挑選贏家」政策，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建立了穩健的基礎，卻無損新加坡全球第二自由經濟體系的地位。香港政府「守身如玉」，新工業無法在香港起飛，「四大支柱」各自面對不同的發展障礙，經濟轉型遠未能奢談成功。如果真的要提出回應「十一五」的「行動綱領」，便應該開動集思廣益的機器，認真看看有甚麼政府該做而未做，而不是牢牢抱着「積極不干預」這個包袱，拗個死去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