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凶化吉
鄭國在三年內兩遇滅國危機,都能逢凶化吉。第一次靠燭之武;第二次因為有弦高。兩人都很有膽識和機智,而且十分愛國。而鄭文公和鄭穆公父子二人,都顯出臨危不亂的應變能力。關鍵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對歷史發展起著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鄭國在三年內兩遇滅國危機,都能逢凶化吉。第一次靠燭之武;第二次因為有弦高。兩人都很有膽識和機智,而且十分愛國。而鄭文公和鄭穆公父子二人,都顯出臨危不亂的應變能力。關鍵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對歷史發展起著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燭之武退秦師」的故事,後人都說燭之武憑機智與口才挽救了鄭國。但故事似乎有多處不合情理。或許如論者所說,《左傳》行文為求精煉,所以省略了許多細節。不過,如果很多環境因素都被湮沒在省略了的細節中,人們認為燭之武憑一人之力制止了戰爭的想法,有多少真實性?
要令「一國兩制」成功發展,就要創造條件,讓矛盾著的「兩制」能夠共居於統一體中,可以互相吸納對方的優勢,共同演進。這樣「一國兩制」才有生命力,可以持續發展。反之,如果不適當地套用對抗的公式,令原來非對抗性的矛盾也變成對抗性,最終必會失去矛盾雙方共存的條件,「一國兩制」難以持續。
政黨在立法會選舉時提出的政策主張都不用經過嚴格的論證;選民想要甚麼,政黨就說爭取甚麼,不用擔心一旦贏了選舉,就要把自己在競選中提出的政策主張付諸實行。
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這樣。行政長官在競選時所作的承諾,在他當選後就要落實。所以這些承諾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也不應是閉門造車的構想,心血來潮的創作,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香港管治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體制。行政主導不能實現,行政立法之間不能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制度上顯然存有缺陷,要怎樣完善?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政府歷來奉行市場經濟,堅持小政府。上屆政府推行了一項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政策:立法規定最低工資。是否要循財富再分配的方向走下去?
港人和內地的矛盾,在兩地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產生。融合不能逆轉,矛盾怎樣處理?
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理念清晰、論證嚴謹、判斷獨立的政策研究。
幾乎所有港人都認為2017年應該有普選,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肯接受特區政府按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出的方案,認為那不是「真普選」。即是說,其實沒有人願意見到政制原地踏步。
最重要的是,過去18年實踐證明,特區現行政治制度中存有明顯的缺陷,對有效管治構成嚴重的妨害。而在普選實現之前,這些管治問題很難得到解決。所以,普選問題不能不了了之。
子産臨終前,把他的治國心得傳授給兒子大叔。子產說,只有德行很高的管治者,施政才可以寬鬆仁厚,人民心悅誠服;德行不那麼高的,施政就寧可猛烈強硬。猛烈如火,人們望而生畏,不敢觸碰,便不會燒死;倘柔弱似水,人們以為可以隨意冒犯,結果便會溺斃。
一般人都認為阿Q精神可笑、可悲。阿Q一生的遭遇十分不幸,但他很少怨天尤人,只是不斷地自我開解。他一生渾渾噩噩,但他從沒害過人。他應該受鄙視嗎?阿Q精神沒半點可取嗎?
能力高超的人不一定得人喜愛。很多時恰恰相反,事業有傑出表現和成就的人,或因恃才傲物、跋扈囂張,或因放蕩不羈、目中無人,令和他交往的人難受、反感,即使因為佩服他的才能,甘願相隨,也不會從跟他合作的經歷中得到甚麼樂趣。如果這樣的人當了一個團隊的領袖,而團隊裡又無人可以補救他的缺陷,這個團隊便不可能維持良好的士氣,不可能發揮團隊裡每個成員的積極性。
關於IQ、EQ和CQ三者的關係,領袖人才培訓機構「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的創始人兼行政總裁米德爾頓(Julia Middleton)有這樣的說明:有IQ的領袖能夠應付大量複雜的資料,善於把資料整理。高IQ的領袖認識到「人」的因素不能忽視,於是把EQ加到自己的工具箱裡。有EQ的領袖有知人之明,但他們所「知」的,往往只是和自己相似的人。高EQ的領袖明白自己不但要了解跟自己相似的人,還要了解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於是就要CQ。香港很需要多一些有CQ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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