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和政治這兩樣東西，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干，但當出現「曾鈺成」這三個字的時候，就立即把這兩樣東西串連起來——曾鈺成，這個名字見證了香江政壇的變遷，也擲地有聲的顯示了他的江湖地位；他除了是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更是率領建制派議員走進立法會的領軍人物；肩上勳章卓越，除了連續兩屆出任立法會主席外，更一度被指是競逐特首的熱門候選人，他坦言從教育界走入政界實非計劃內的事，只不過，他有一股牛勁，「一係唔做，一係就做到最好。」人人問他做特首嗎？他大笑：「不會，我決定這是（立法會）最後一屆了，未來兩年是我參政的最後日子！」然而，許多人都相信，這兩年的立會，肯定是「多事之秋」。

文：陳海韻 攝影：吳艷玲、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曾鈺成年輕時主修數學，按他的原話是：我為人內向，最喜歡閉門唸書，平時少說話，面皮又薄。執教鞭不能不說話，做議員不能不面對民眾，擔任主席更要主動出擊！他說，教育、從政、參選，完全超出了他原來的人生規劃，迎向命運的選擇，曾鈺成克服了種種弱點：做人變得主動，說話又積極起來，今天的他，回想起年輕的從政之路，侃侃而談，他對筆者說：「從政，我只能算是半途出家呀。」

迂迴探親 至今難忘

在廣州出生的曾鈺成，2歲便跟家人到港生活，一直在香港唸書，直到大學二年級才第一次回到廣州，見識了2個星期的內地生活。「當時我們還有很多親戚在廣州，那時候內地物資短缺，生活窮困， 我媽媽很犀利，她每年都會把我們的舊玩具、舊衣服包好，大包細包的再往身上穿上很多衣服，經羅湖坐火車揹回廣州。到了1966年，我才第一次回廣州，印象非常深刻。」與其說回鄉，不如說「偷渡」，他回想起來非常刺激。

曾鈺成說：「當時（英治時期）我們是『不能』回廣州的，因為只要你曾回大陸，就一定不能（在港）做公務員，不能去政府學校教書，不能去美國！」作為港大準畢業生的他，怎樣闖關？「那時還沒有回鄉證的，要回內地的手續很繁複，先要辦一張回港證（可以是多次性、一次性），再到內地申請一張『回鄉介紹書』。我第一次陪母親到廣州探親，首先辦了一張一次性的回港證，目的地寫澳門，那麼在香港政府的紀錄中，我只是去了一次澳門；然後我們在澳門經珠海過關，到了珠海再搭長途汽車回廣州。」

晚上12時多，曾鈺成和母親已坐上夜船出發，到了第二天早上4時多才到澳門，然後母子倆就開始長途大巴之旅。

培僑任教 見識中國

曾鈺成回憶道：「那時的公路全都是泥路，只能僅供2輛車通過，我還記得那天下雨，全都變成了泥漿路，期間我們還要過渡，即渡河7次，七上七落，由渡船把車與人運到對岸，結果，從珠海到廣州足足花了7小時才到達。那次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澳門坐大船，又是第一次去廣州，所以甚麼都新鮮，過程認真刺激！今日仍是記憶猶新。」回想起來，當年英國政府對香港人的控制與監管，不可謂不嚴。

1968年，曾鈺成大學畢業，他說：「1968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當時全世界都在搞學生運動，包括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簡直是學運的蓬勃期，我主修數學，畢業的成績也算不錯，如果想到外國升學應該沒有問題，而目的地主要就是美國。那時我從已到了美國進修的師兄口中得知，當地大學的課程很多時都會被突然打斷、暫停，上課總是斷斷續續的，當時剛好又有人介紹我到培僑教書，於是便把升學的計劃先放下。」他總說，去或留對他們那一代香港人而言，並非甚麼重大決定，他說：「當時60年代大學畢業的人，大家沒有一定要去外國讀書的念頭，去亦無不可。」沒想過要教書的他，卻因此入了教育界，培僑屬愛國學校，對他而言更是一個了解中國的好地方，於是他一邊教書，一邊了解當前的中國狀況。

自到了愛國中學培僑任教後，加深了曾鈺成對祖國的認識，在那個年代，香港人要了解中國社會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大學生。「你知道嗎？ 1971年亦即我畢業三年之後，港大學生會才辦了第1屆的『祖國萬里行』，大學生才有機會名正言順的去內地，回來後又在香港舉辦展覽、介紹中國國情，在70年代之前從來未曾有過！自70年代開始，香港的高等院校才有一個名為『認中關社』的運動，即認識中國，關心社會。」

轉戰政界 全局綜觀

一位成功的領導者，必須是一個創造者、發展者，更重要的是具備一種前瞻性的眼光，能綜觀全局，又能把握優勢，帶領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實現夢想。

80年代初，曾鈺成第一次到歐洲旅遊，他見識了外國的文明，也看到了外國的公路非常整齊乾淨，心裏總在想：甚麼時候國家的公路也能這樣？「你看國家改革開放後，發展迅速，整個珠江三角洲的面貌已大不同，現在的人已無法想像當年是怎樣從珠海到廣州了。」他那一輩人，見證了國家急速的發展。

「80年代，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快將回歸，我們這代人大部分都抱着盼望的心情，希望早日結束殖民統治。1985年開始起草基本法，社會展開了非常廣泛的諮詢，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不少北京的官員不時來到香港，與不各界開會，聽取意見。」他當年也參加了屬於「教育文化界」的意見團體，提出了38人方案。

曾鈺成說，關注香港回歸後的發展對他們那一代人而言，是很自然的事，他們既看到世界的發展，也看到中國的變化，而日後於政界非常活躍的朋友，也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和工商界與民主派相比，我們可說是中間派。當時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坐下來好好的談，各界代表都參與了不少討論，大家都很關注回歸之後香港的發展，李柱銘、楊森、羅康瑞等都是在不同的諮詢會中認識的。」

親中人士 必輸無疑？

「然而，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卻造成了香港回歸路上之重大衝擊，對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也是很大的衝擊，也是回歸的轉捩點。所以當時所有有關基本法的諮詢都暫停了，但1990年基本法一定要通過，1991年香港立法局的第一次直選又要開始，時間非常迫切。」曾鈺成說當時三個親中背景的人士參與選舉，結果三個人都輸了，「我記得很清楚：1991年9月開始，社會上充斥着『親中是票房毒藥』，『親中的人出來參選必輸無疑』的聲音。然而，我們並不這樣看。」

面對第一次選舉的失敗，曾鈺成卻看到了另一番機遇。

他認為自己陣營所得的票數不少，但對比其他候選人則票數確實較少，自己陣營的準備比較倉卒，也沒有任何選舉經驗，他們分析認為，「假如日後再選，爭取到議席，就一定要有一個政黨組織，也就是選舉機器，那就有勝選的機會。另一方面，大家也認為假如形成：親中即等如選舉必輸的氣氛，那北京怎會放心讓香港有選舉？那日後又如何開展一國兩制？」

他們就覺得一定要組織起來，了解如何選舉，怎樣去打贏選舉的仗，於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民建聯。

既做士兵 也是將軍

曾鈺成當時是培僑的校長，有自己的辦公室、秘書、會議室、電話、影印機、傳真機，因利成便做了召集人。「那時我從沒想過要離開教育界，我還對學校的同事說， 只要政黨成立後，我就會退出，回到學校。當時的理念是，我們要成立一個政治團體，參與香港的民主發展。」他亦得到時任培僑中學校監的吳康民（民建聯創會會員之一）大力支持，1992年民建聯正式成立，擁有56名創會會員，他被推舉為主席，到了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他決定披甲上陣。

曾鈺成這樣分析自己：「首先，我是個不懂選舉的人，教書前仍很內向，是個話不投機半句多，只會在書房裏計數的人。參選卻要接觸很多不認識的人，還要厚着臉皮去和陌生人握手，說些客氣的話，很不習慣。」於是熟悉他性格的人都說，「曾鈺成你『輸硬』的。」然而，他也是一個有擔當的人。「一個不懂做士兵的人如何做將軍？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做校長時一定要親自教書，我無法忍受一個只會向老師提意見，自己卻是個不懂教書的人。因此，1995年作為黨主席的我要求出選，當時很多人都不贊成，因為曾有1992年失敗的經驗，大家都認為出選必敗，但我仍是堅持出選。」

「雖然，當時有很多老師支持我，吳康民也很支持，但也有人不少閑話，有人質疑：時間都花在搞選舉、政黨之上，哪有時間專注學校工作？既做校長又做黨主席，會否兩邊都吃力不討好？當時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離開政界，二，是辭去學校的職務；我認為：培僑要找個新校長比民建聯重新找一個主席更容易，於是我決定辭了校長的職務，全身投入政黨工作。」很快，曾鈺成便在深水埗青山道建立了人生中第一個辦事處。

落區會選民被篤心口

「我第一次去開居民會，我說了我的政綱，有個師奶走出來，篤住我的心口說：曾鈺成你是否想要我這票？如果你想要我這張票，你現在就要聽我說，讓我告訴你做些甚麼！我那時直接撥開她的手，然後說：『師奶，我會做些甚麼，剛才說政綱的時候我已經告訴你了，投不投票由你自己決定。』結果，她頭也不回地走了。」他自言那時感到很得戚、很心涼、很痛快。

師奶：讓我告訴你做些甚麼！「一直痛快到開票時刻，結果那次選舉就輸了。當時的反應是很自然的，因為我感到很反感，事後當然不會這樣想了，我會站在選民的角度去想：一個議員親自落區，在我面前談政綱，說想法，有個機會可以讓我面對面地反映意見，這是一件多麼難得的事？你來到我面前，的確就是為了我這一票，那麼我當然要向你反映我的意見啦！」他明白到參選就要面對這些情況，他也學懂了一個道理：不能與選民作對。

曾鈺成稱兩年後 離開從政路 經營人生必修科選修科

在曾鈺成的辦公室裏，有很多「老虎」，他的座位後面正中央就掛了一張神態自若，毛色逼真又充滿靈氣的老虎畫像；右手邊是由饒宗頤教授題贈的一幅字「虎虎生威」，落筆有力，盡顯秀氣；曾鈺成喜歡書法，人所共知，筆者八卦，問他甚麼時候喜歡上老虎，曾鈺成面紅紅的低聲說：「我太太屬虎的。」這位數學才子，勇於在數千人的面前談政治，然而對於愛情，他立即面紅耳赤，他說，現在是他的第二段婚姻，就是因為第一段婚姻失敗了才會有第二段，所以不欲多談；但當說到人生這個課題，他則興致勃勃的向我這個學生介紹他的人生主修科與選修科。

曾鈺成說人生有幾個科目要好好經營：「學校有選修科和必修科，每個人都應該有2個必修科和1個選修科。首先，第一個必修科就是要懂得養活自己，不懂搵食，如何生存？第二，就是要懂得與人相處。你知道做立法會議員是沒有退休保障的，我退休後也要養活自己嘛，因為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多年，我還要想想如何去維持生計。另一個選修科，就是要找一些自己喜歡的事來做，就如我儲了很多書，仍未有時間看；我年輕時也擁有過很多字帖，我又很羨慕人家畫畫得好，我又想去做義工，退休後我就要一一經營這些必修科和選修科。」

問鼎特首？沒把握就不做

一度被指是競逐特首的熱門候選人的曾鈺成表示，「我覺得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可以順利實現政改的最後目標。這個過程中，我可以做到甚麼積極的工作。很多曾問我做不做特首，我都說不做了。

主要有個原因：其一，是我2017年足足70歲了，年紀過高了，要是我年輕10年，我還可以想辦法去學習或者改進我的缺點和弱點，現在我面對幾千人演講也算有信心，哈哈！第二，我總算有點自知之明，我不是一個很謙虛的人，我知道甚麼事我OK的，也知道自己有甚麼不足，有甚麼事是勝任不了的，所以，我認為自己不適宜也不勝任做一個行政長官。如果你想做，那你要先問問自己：你有沒有把握？做下來別人會認同你真能幹，否則沒有把握就不要做。」他坦言，「我決定這是（立法會）最後一屆了，未來兩年是我參政的最後日子！」

對香港社會充滿使命感

裝修工：你等住俾人鬧曾鈺成笑着說：「為了準備選舉，當時請了個裝修師傅來裝修辦事處，我就坐在旁看着工程，他一邊工作，一邊自言自語道：『唉，都唔明啲人點諗嘅！好好地做開校長，做校長可以話晒事，心情唔靚又可以隨便叫個老師鬧幾句，現在又要日日坐在辦事處，等着俾人鬧！都唔明啲人點諗嘅！』他更故意的以我能夠聽到的聲量來說！哈哈，其實他是同情我，當時我只懂傻笑。我的從政生涯就這樣正式開始。」

第一個辦事處正式開張，也意味着曾鈺成正式落區，深水埗令他大開眼界。他說：「做校長也要接觸不少人，但多局限在學生或家長的範疇。到了真正落區，很多街坊跑到辦事處求助、反映意見，接觸到的人來自四方八面，不同階層，特別是深水埗區的長者、窮人很多，見識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他有這樣一個原則：要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否則就不要做。「正如做老師，就不要做一個求求其其，誤人子弟的老師！既然答應做民建聯主席，就要做好這個身份。」

首次當選 驚險刺激

要讓一個內向的人走上前線，開山闢石，如無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的確很難堅持。

1998年，曾鈺成打了一場硬仗，這也是香港回歸祖國後的第一場選舉硬戰，他要爭取九龍西的議席，「當年只有三個議席，而最熱門的候選人包括：劉千石、涂謹申和馮檢基，我要在這些強勁的對手中拿到一席的確很困難，因為有1995年輸過的經驗，所以也有了心理準備。然而，當鍾庭耀的票站調查一出，說曾鈺成輸了，那些為我助選的街坊既傷心又生氣，通宵助選的他們連消夜都不敢在旺區吃，要選一些橫街小巷的小店，因為不想太張揚；第二天還傳來一個老人家因為聽到我『敗選』而中風暈倒了的消息。因此我深深明白到，輸了一場選舉，絕對不是個人的事，那群支持你的人，他們的感受可能比你更深。」

凌晨3點，曾鈺成的選舉經理打電話給他，他夢中醒來聽到：「喂，阿曾，唔係輸硬噃，有得數噃！好接近噃！」他仍未能相信，繼續在床上睡；到了4點，選舉經理再打來，「阿曾，喂，你有機會贏呀！」曾鈺成當時還問，是否未開深水埗的票呀？因為他知道東九龍的票較穩定，深水埗則有可能輸，到了天光，選舉經理再打來說：「喂，贏了！」早上6點，曾鈺成衝往點票中心，「我還記得當時某電視台記者即時向我遞咪問道：曾生，你輸了，心情如何呀？我回答說：我好似未輸噃？！最後開箱真的贏了，那一次，真是喜出望外。」第一次入深水埗，第一次選就贏了，曾鈺成分析，最有實力的三個對手都是民主派，不想投民主派的票大部分都投了給他。曾鈺成說，選開了就好像入了自動波，一屆又一屆的選下去，「選舉就是這樣，只要規規矩矩，不要犯大錯，第二屆想輸都幾難。」

強勢回歸 出掌立會

2004年扎根九龍西的民協打算爭取兩席，由馮檢基與廖承利一起上，以「踢走保皇黨」為爭取選票的口號，「馮檢基後來告訴我，當時競選開始幾星期後，他們的核心助選團已告誡他，要是再不改『踢走保皇黨』的口號，連他也會輸，最後只能棄廖承利保馮檢基。政治就是這樣，有時民意真的會出現鐘擺效應。」2004年曾鈺成帶着李慧琼強勢回歸，2008年他轉戰港島，李慧琼接棒九龍西；「後來范太退休了，有人叫我做立法會主席，那便做吧。」做上了立法會主席後，他的民望更是與日俱增，被大部分市民接受。

「其實最初做立法會主席，兩邊都對我沒信心的。因為剛上任不久就出現了擲蕉事件，被認為控制不了場面，也有不少人說：他不行的。現在有學生碰到我仍問有議員擲蕉，我說擲了多少次？還不就是6年前那一次而已，其實擲東西很少有的，我當這個主席也不算太困難，原因在於立法會有一個非常強勢的秘書處，很專業又有經驗，所以秘書處的繼任人很重要，有個年輕力壯的秘書長做長時間，但之後很快又有幾個資深的秘書處同事、副秘書長、法律顧問要陸續退休，如何做好接任工作，又是一件大事。」

做人爭取或隨緣？「我算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每當去到一些人生交叉點，總會有一些機會自然出現。就如我在學校做校長，我沒有爭取過，忽然間吳康民公開宣布：曾鈺成接我做校長；成立民建聯，做召集人也沒有爭取過，我很贊成成立政黨這個意念，由最初十多個人坐在一起商量，到被他們推薦做主席，從沒有爭取，可能就是我本身耳仔太軟，當時不懂得拒絕。至於當上立法會主席，也沒有爭取過，我當時還覺得有其他議員比我更合適。」

曾鈺成對香港社會充滿了使命感，對國家和民族充滿了熱誠與獻身的精神，他對香港政制的發展充滿了期待，也不斷在社會與歷史所賦予的位置上躬身，他的眼神沉穩而閃爍智慧的光彩，每一步都向理想邁得更近。

對政治發展有三點看法

談社會矛盾如何看香港的政治發展？曾鈺成說：「香港所謂『激進』是有個譜的，整個香港社會都不會接受以下兩項：第一，一定不會接受暴力，第二，是完全破壞社會秩序，癱瘓社會的行為與做法。但我們也要正視過去十多年，社會累積了不少怨氣，有些社會矛盾未能有效去化解。所以我們要一個比較和平、安全的社會，這不是可以當作理所當然的。我們真的要認真研究如何去改善香港的管治，能夠有效去處理這些社會矛盾。不能只看表象，而是應該思考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才有意義，包括我們的政治體制，怎樣去改進。眼前最重要就是解決普選的問題，如果這方面的爭論未能找到一條好的出路，其他方面也很難再說。要是我們不能成功凝聚共識——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現在討論那些甚麼改善管治的事，沒有人會聽你的。」

談佔領中環

曾鈺成對佔中也有自己的見解：「若要動員千多人甚至更多人於一個時間去所謂佔領中環，在香港是不難做到的；這行動可以起多大的作用呢？會造成甚麼樣的衝擊？規模會有多大？執法人員若需要處理時需採取多大的武力？會遇到多強的反抗？當中會不會有人因各種原因在此搗亂、生事？要是真的發生的時候，當局會如何處理？但是，最關鍵的是要『釜底抽薪』，正如剛才所說，最大的社會矛盾是甚麼？各人的、各個階層的訴求都可能不同，我今天早上剛接觸到的市民，比起普選，他們更關心的是財政預算案中要交差餉、少了電費津貼，這也不是奇怪的事。提出佔中的人，針對的是香港的政制發展這個議題，因此，我們的政制發展如果找不到出路，就不能化解佔中的問題。」

談總理報告

對於有人認為今屆中央兩會似乎也少談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問題，曾鈺成認為只是「減字招疑」。他於專欄寫出了心聲：香港回歸以來，每年由國務院總理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必有一段提及香港，其中一定強調中央政府堅持或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幾個字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裏出現，是在朱鎔基任總理的第一份報告裏（1999年）。但他其後的四份報告都沒有再提這幾個字，只是說繼續堅持或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當時並沒有人因此認為中央政府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他認為更值得留意的，是每年的報告裏可能包含的新提法。2011年的報告，提出全力支持兩個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2012年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後再加上了「推進民主」，那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提法。今年的報告，增加到四句話：「大力發展經濟、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進民主、維護社會和諧」。其中「大力」和「有效」的說法，是修辭作用多於實際意義；最突出的是在「推進民主」前面加上「依法」，反映了中央政府認為在香港落實普選時須特別強調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