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訪問

曾鈺成憶當年 偷渡返廣州

數學和政治這兩樣東西,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干,但當出現「曾鈺成」這三個字的時候,就立即把這兩樣東西串連起來——曾鈺成,這個名字見證了香江政壇的變遷,也擲地有聲的顯示了他的江湖地位;他除了是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更是率領建制派議員走進立法會的領軍人物;肩上勳章卓越,除了連續兩屆出任立法會主席外,更一度被指是競逐特首的熱門候選人,他坦言從教育界走入政界實非計劃內的事,只不過,他有一股牛勁,「一係唔做,一係就做到最好。」人人問他做特首嗎?他大笑:「不會,我決定這是(立法會)最後一屆了,未來兩年是我參政的最後日子!」然而,許多人都相信,這兩年的立會,肯定是「多事之秋」。

文:陳海韻 攝影:吳艷玲、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曾鈺成年輕時主修數學,按他的原話是:我為人內向,最喜歡閉門唸書,平時少說話,面皮又薄。執教鞭不能不說話,做議員不能不面對民眾,擔任主席更要主動出擊!他說,教育、從政、參選,完全超出了他原來的人生規劃,迎向命運的選擇,曾鈺成克服了種種弱點:做人變得主動,說話又積極起來,今天的他,回想起年輕的從政之路,侃侃而談,他對筆者說:「從政,我只能算是半途出家呀。」

迂迴探親 至今難忘

在廣州出生的曾鈺成,2歲便跟家人到港生活,一直在香港唸書,直到大學二年級才第一次回到廣州,見識了2個星期的內地生活。「當時我們還有很多親戚在廣州,那時候內地物資短缺,生活窮困, 我媽媽很犀利,她每年都會把我們的舊玩具、舊衣服包好,大包細包的再往身上穿上很多衣服,經羅湖坐火車揹回廣州。到了1966年,我才第一次回廣州,印象非常深刻。」與其說回鄉,不如說「偷渡」,他回想起來非常刺激。

曾鈺成說:「當時(英治時期)我們是『不能』回廣州的,因為只要你曾回大陸,就一定不能(在港)做公務員,不能去政府學校教書,不能去美國!」作為港大準畢業生的他,怎樣闖關?「那時還沒有回鄉證的,要回內地的手續很繁複,先要辦一張回港證(可以是多次性、一次性),再到內地申請一張『回鄉介紹書』。我第一次陪母親到廣州探親,首先辦了一張一次性的回港證,目的地寫澳門,那麼在香港政府的紀錄中,我只是去了一次澳門;然後我們在澳門經珠海過關,到了珠海再搭長途汽車回廣州。」

晚上12時多,曾鈺成和母親已坐上夜船出發,到了第二天早上4時多才到澳門,然後母子倆就開始長途大巴之旅。

培僑任教 見識中國

曾鈺成回憶道:「那時的公路全都是泥路,只能僅供2輛車通過,我還記得那天下雨,全都變成了泥漿路,期間我們還要過渡,即渡河7次,七上七落,由渡船把車與人運到對岸,結果,從珠海到廣州足足花了7小時才到達。那次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澳門坐大船,又是第一次去廣州,所以甚麼都新鮮,過程認真刺激!今日仍是記憶猶新。」回想起來,當年英國政府對香港人的控制與監管,不可謂不嚴。

1968年,曾鈺成大學畢業,他說:「1968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當時全世界都在搞學生運動,包括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簡直是學運的蓬勃期,我主修數學,畢業的成績也算不錯,如果想到外國升學應該沒有問題,而目的地主要就是美國。那時我從已到了美國進修的師兄口中得知,當地大學的課程很多時都會被突然打斷、暫停,上課總是斷斷續續的,當時剛好又有人介紹我到培僑教書,於是便把升學的計劃先放下。」他總說,去或留對他們那一代香港人而言,並非甚麼重大決定,他說:「當時60年代大學畢業的人,大家沒有一定要去外國讀書的念頭,去亦無不可。」沒想過要教書的他,卻因此入了教育界,培僑屬愛國學校,對他而言更是一個了解中國的好地方,於是他一邊教書,一邊了解當前的中國狀況。

自到了愛國中學培僑任教後,加深了曾鈺成對祖國的認識,在那個年代,香港人要了解中國社會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大學生。「你知道嗎? 1971年亦即我畢業三年之後,港大學生會才辦了第1屆的『祖國萬里行』,大學生才有機會名正言順的去內地,回來後又在香港舉辦展覽、介紹中國國情,在70年代之前從來未曾有過!自70年代開始,香港的高等院校才有一個名為『認中關社』的運動,即認識中國,關心社會。」

轉戰政界 全局綜觀

一位成功的領導者,必須是一個創造者、發展者,更重要的是具備一種前瞻性的眼光,能綜觀全局,又能把握優勢,帶領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實現夢想。

80年代初,曾鈺成第一次到歐洲旅遊,他見識了外國的文明,也看到了外國的公路非常整齊乾淨,心裏總在想:甚麼時候國家的公路也能這樣?「你看國家改革開放後,發展迅速,整個珠江三角洲的面貌已大不同,現在的人已無法想像當年是怎樣從珠海到廣州了。」他那一輩人,見證了國家急速的發展。

「80年代,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快將回歸,我們這代人大部分都抱着盼望的心情,希望早日結束殖民統治。1985年開始起草基本法,社會展開了非常廣泛的諮詢,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不少北京的官員不時來到香港,與不各界開會,聽取意見。」他當年也參加了屬於「教育文化界」的意見團體,提出了38人方案。

曾鈺成說,關注香港回歸後的發展對他們那一代人而言,是很自然的事,他們既看到世界的發展,也看到中國的變化,而日後於政界非常活躍的朋友,也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和工商界與民主派相比,我們可說是中間派。當時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坐下來好好的談,各界代表都參與了不少討論,大家都很關注回歸之後香港的發展,李柱銘、楊森、羅康瑞等都是在不同的諮詢會中認識的。」

親中人士 必輸無疑?

「然而,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卻造成了香港回歸路上之重大衝擊,對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也是很大的衝擊,也是回歸的轉捩點。所以當時所有有關基本法的諮詢都暫停了,但1990年基本法一定要通過,1991年香港立法局的第一次直選又要開始,時間非常迫切。」曾鈺成說當時三個親中背景的人士參與選舉,結果三個人都輸了,「我記得很清楚:1991年9月開始,社會上充斥着『親中是票房毒藥』,『親中的人出來參選必輸無疑』的聲音。然而,我們並不這樣看。」

面對第一次選舉的失敗,曾鈺成卻看到了另一番機遇。

他認為自己陣營所得的票數不少,但對比其他候選人則票數確實較少,自己陣營的準備比較倉卒,也沒有任何選舉經驗,他們分析認為,「假如日後再選,爭取到議席,就一定要有一個政黨組織,也就是選舉機器,那就有勝選的機會。另一方面,大家也認為假如形成:親中即等如選舉必輸的氣氛,那北京怎會放心讓香港有選舉?那日後又如何開展一國兩制?」

他們就覺得一定要組織起來,了解如何選舉,怎樣去打贏選舉的仗,於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民建聯。

既做士兵 也是將軍

曾鈺成當時是培僑的校長,有自己的辦公室、秘書、會議室、電話、影印機、傳真機,因利成便做了召集人。「那時我從沒想過要離開教育界,我還對學校的同事說, 只要政黨成立後,我就會退出,回到學校。當時的理念是,我們要成立一個政治團體,參與香港的民主發展。」他亦得到時任培僑中學校監的吳康民(民建聯創會會員之一)大力支持,1992年民建聯正式成立,擁有56名創會會員,他被推舉為主席,到了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他決定披甲上陣。

曾鈺成這樣分析自己:「首先,我是個不懂選舉的人,教書前仍很內向,是個話不投機半句多,只會在書房裏計數的人。參選卻要接觸很多不認識的人,還要厚着臉皮去和陌生人握手,說些客氣的話,很不習慣。」於是熟悉他性格的人都說,「曾鈺成你『輸硬』的。」然而,他也是一個有擔當的人。「一個不懂做士兵的人如何做將軍?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做校長時一定要親自教書,我無法忍受一個只會向老師提意見,自己卻是個不懂教書的人。因此,1995年作為黨主席的我要求出選,當時很多人都不贊成,因為曾有1992年失敗的經驗,大家都認為出選必敗,但我仍是堅持出選。」

「雖然,當時有很多老師支持我,吳康民也很支持,但也有人不少閑話,有人質疑:時間都花在搞選舉、政黨之上,哪有時間專注學校工作?既做校長又做黨主席,會否兩邊都吃力不討好?當時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離開政界,二,是辭去學校的職務;我認為:培僑要找個新校長比民建聯重新找一個主席更容易,於是我決定辭了校長的職務,全身投入政黨工作。」很快,曾鈺成便在深水埗青山道建立了人生中第一個辦事處。

落區會選民被篤心口

「我第一次去開居民會,我說了我的政綱,有個師奶走出來,篤住我的心口說:曾鈺成你是否想要我這票?如果你想要我這張票,你現在就要聽我說,讓我告訴你做些甚麼!我那時直接撥開她的手,然後說:『師奶,我會做些甚麼,剛才說政綱的時候我已經告訴你了,投不投票由你自己決定。』結果,她頭也不回地走了。」他自言那時感到很得戚、很心涼、很痛快。

師奶:讓我告訴你做些甚麼!「一直痛快到開票時刻,結果那次選舉就輸了。當時的反應是很自然的,因為我感到很反感,事後當然不會這樣想了,我會站在選民的角度去想:一個議員親自落區,在我面前談政綱,說想法,有個機會可以讓我面對面地反映意見,這是一件多麼難得的事?你來到我面前,的確就是為了我這一票,那麼我當然要向你反映我的意見啦!」他明白到參選就要面對這些情況,他也學懂了一個道理:不能與選民作對。

曾鈺成稱兩年後 離開從政路 經營人生必修科選修科

在曾鈺成的辦公室裏,有很多「老虎」,他的座位後面正中央就掛了一張神態自若,毛色逼真又充滿靈氣的老虎畫像;右手邊是由饒宗頤教授題贈的一幅字「虎虎生威」,落筆有力,盡顯秀氣;曾鈺成喜歡書法,人所共知,筆者八卦,問他甚麼時候喜歡上老虎,曾鈺成面紅紅的低聲說:「我太太屬虎的。」這位數學才子,勇於在數千人的面前談政治,然而對於愛情,他立即面紅耳赤,他說,現在是他的第二段婚姻,就是因為第一段婚姻失敗了才會有第二段,所以不欲多談;但當說到人生這個課題,他則興致勃勃的向我這個學生介紹他的人生主修科與選修科。

曾鈺成說人生有幾個科目要好好經營:「學校有選修科和必修科,每個人都應該有2個必修科和1個選修科。首先,第一個必修科就是要懂得養活自己,不懂搵食,如何生存?第二,就是要懂得與人相處。你知道做立法會議員是沒有退休保障的,我退休後也要養活自己嘛,因為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多年,我還要想想如何去維持生計。另一個選修科,就是要找一些自己喜歡的事來做,就如我儲了很多書,仍未有時間看;我年輕時也擁有過很多字帖,我又很羨慕人家畫畫得好,我又想去做義工,退休後我就要一一經營這些必修科和選修科。」

問鼎特首?沒把握就不做

一度被指是競逐特首的熱門候選人的曾鈺成表示,「我覺得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可以順利實現政改的最後目標。這個過程中,我可以做到甚麼積極的工作。很多曾問我做不做特首,我都說不做了。

主要有個原因:其一,是我2017年足足70歲了,年紀過高了,要是我年輕10年,我還可以想辦法去學習或者改進我的缺點和弱點,現在我面對幾千人演講也算有信心,哈哈!第二,我總算有點自知之明,我不是一個很謙虛的人,我知道甚麼事我OK的,也知道自己有甚麼不足,有甚麼事是勝任不了的,所以,我認為自己不適宜也不勝任做一個行政長官。如果你想做,那你要先問問自己:你有沒有把握?做下來別人會認同你真能幹,否則沒有把握就不要做。」他坦言,「我決定這是(立法會)最後一屆了,未來兩年是我參政的最後日子!」

對香港社會充滿使命感

裝修工:你等住俾人鬧曾鈺成笑着說:「為了準備選舉,當時請了個裝修師傅來裝修辦事處,我就坐在旁看着工程,他一邊工作,一邊自言自語道:『唉,都唔明啲人點諗嘅!好好地做開校長,做校長可以話晒事,心情唔靚又可以隨便叫個老師鬧幾句,現在又要日日坐在辦事處,等着俾人鬧!都唔明啲人點諗嘅!』他更故意的以我能夠聽到的聲量來說!哈哈,其實他是同情我,當時我只懂傻笑。我的從政生涯就這樣正式開始。」

第一個辦事處正式開張,也意味着曾鈺成正式落區,深水埗令他大開眼界。他說:「做校長也要接觸不少人,但多局限在學生或家長的範疇。到了真正落區,很多街坊跑到辦事處求助、反映意見,接觸到的人來自四方八面,不同階層,特別是深水埗區的長者、窮人很多,見識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他有這樣一個原則:要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否則就不要做。「正如做老師,就不要做一個求求其其,誤人子弟的老師!既然答應做民建聯主席,就要做好這個身份。」

首次當選 驚險刺激

要讓一個內向的人走上前線,開山闢石,如無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的確很難堅持。

1998年,曾鈺成打了一場硬仗,這也是香港回歸祖國後的第一場選舉硬戰,他要爭取九龍西的議席,「當年只有三個議席,而最熱門的候選人包括:劉千石、涂謹申和馮檢基,我要在這些強勁的對手中拿到一席的確很困難,因為有1995年輸過的經驗,所以也有了心理準備。然而,當鍾庭耀的票站調查一出,說曾鈺成輸了,那些為我助選的街坊既傷心又生氣,通宵助選的他們連消夜都不敢在旺區吃,要選一些橫街小巷的小店,因為不想太張揚;第二天還傳來一個老人家因為聽到我『敗選』而中風暈倒了的消息。因此我深深明白到,輸了一場選舉,絕對不是個人的事,那群支持你的人,他們的感受可能比你更深。」

凌晨3點,曾鈺成的選舉經理打電話給他,他夢中醒來聽到:「喂,阿曾,唔係輸硬噃,有得數噃!好接近噃!」他仍未能相信,繼續在床上睡;到了4點,選舉經理再打來,「阿曾,喂,你有機會贏呀!」曾鈺成當時還問,是否未開深水埗的票呀?因為他知道東九龍的票較穩定,深水埗則有可能輸,到了天光,選舉經理再打來說:「喂,贏了!」早上6點,曾鈺成衝往點票中心,「我還記得當時某電視台記者即時向我遞咪問道:曾生,你輸了,心情如何呀?我回答說:我好似未輸噃?!最後開箱真的贏了,那一次,真是喜出望外。」第一次入深水埗,第一次選就贏了,曾鈺成分析,最有實力的三個對手都是民主派,不想投民主派的票大部分都投了給他。曾鈺成說,選開了就好像入了自動波,一屆又一屆的選下去,「選舉就是這樣,只要規規矩矩,不要犯大錯,第二屆想輸都幾難。」

強勢回歸 出掌立會

2004年扎根九龍西的民協打算爭取兩席,由馮檢基與廖承利一起上,以「踢走保皇黨」為爭取選票的口號,「馮檢基後來告訴我,當時競選開始幾星期後,他們的核心助選團已告誡他,要是再不改『踢走保皇黨』的口號,連他也會輸,最後只能棄廖承利保馮檢基。政治就是這樣,有時民意真的會出現鐘擺效應。」2004年曾鈺成帶着李慧琼強勢回歸,2008年他轉戰港島,李慧琼接棒九龍西;「後來范太退休了,有人叫我做立法會主席,那便做吧。」做上了立法會主席後,他的民望更是與日俱增,被大部分市民接受。

「其實最初做立法會主席,兩邊都對我沒信心的。因為剛上任不久就出現了擲蕉事件,被認為控制不了場面,也有不少人說:他不行的。現在有學生碰到我仍問有議員擲蕉,我說擲了多少次?還不就是6年前那一次而已,其實擲東西很少有的,我當這個主席也不算太困難,原因在於立法會有一個非常強勢的秘書處,很專業又有經驗,所以秘書處的繼任人很重要,有個年輕力壯的秘書長做長時間,但之後很快又有幾個資深的秘書處同事、副秘書長、法律顧問要陸續退休,如何做好接任工作,又是一件大事。」

做人爭取或隨緣?「我算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每當去到一些人生交叉點,總會有一些機會自然出現。就如我在學校做校長,我沒有爭取過,忽然間吳康民公開宣布:曾鈺成接我做校長;成立民建聯,做召集人也沒有爭取過,我很贊成成立政黨這個意念,由最初十多個人坐在一起商量,到被他們推薦做主席,從沒有爭取,可能就是我本身耳仔太軟,當時不懂得拒絕。至於當上立法會主席,也沒有爭取過,我當時還覺得有其他議員比我更合適。」

曾鈺成對香港社會充滿了使命感,對國家和民族充滿了熱誠與獻身的精神,他對香港政制的發展充滿了期待,也不斷在社會與歷史所賦予的位置上躬身,他的眼神沉穩而閃爍智慧的光彩,每一步都向理想邁得更近。

對政治發展有三點看法

談社會矛盾如何看香港的政治發展?曾鈺成說:「香港所謂『激進』是有個譜的,整個香港社會都不會接受以下兩項:第一,一定不會接受暴力,第二,是完全破壞社會秩序,癱瘓社會的行為與做法。但我們也要正視過去十多年,社會累積了不少怨氣,有些社會矛盾未能有效去化解。所以我們要一個比較和平、安全的社會,這不是可以當作理所當然的。我們真的要認真研究如何去改善香港的管治,能夠有效去處理這些社會矛盾。不能只看表象,而是應該思考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才有意義,包括我們的政治體制,怎樣去改進。眼前最重要就是解決普選的問題,如果這方面的爭論未能找到一條好的出路,其他方面也很難再說。要是我們不能成功凝聚共識——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現在討論那些甚麼改善管治的事,沒有人會聽你的。」

談佔領中環

曾鈺成對佔中也有自己的見解:「若要動員千多人甚至更多人於一個時間去所謂佔領中環,在香港是不難做到的;這行動可以起多大的作用呢?會造成甚麼樣的衝擊?規模會有多大?執法人員若需要處理時需採取多大的武力?會遇到多強的反抗?當中會不會有人因各種原因在此搗亂、生事?要是真的發生的時候,當局會如何處理?但是,最關鍵的是要『釜底抽薪』,正如剛才所說,最大的社會矛盾是甚麼?各人的、各個階層的訴求都可能不同,我今天早上剛接觸到的市民,比起普選,他們更關心的是財政預算案中要交差餉、少了電費津貼,這也不是奇怪的事。提出佔中的人,針對的是香港的政制發展這個議題,因此,我們的政制發展如果找不到出路,就不能化解佔中的問題。」

談總理報告

對於有人認為今屆中央兩會似乎也少談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問題,曾鈺成認為只是「減字招疑」。他於專欄寫出了心聲:香港回歸以來,每年由國務院總理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必有一段提及香港,其中一定強調中央政府堅持或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幾個字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裏出現,是在朱鎔基任總理的第一份報告裏(1999年)。但他其後的四份報告都沒有再提這幾個字,只是說繼續堅持或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當時並沒有人因此認為中央政府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他認為更值得留意的,是每年的報告裏可能包含的新提法。2011年的報告,提出全力支持兩個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2012年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後再加上了「推進民主」,那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提法。今年的報告,增加到四句話:「大力發展經濟、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進民主、維護社會和諧」。其中「大力」和「有效」的說法,是修辭作用多於實際意義;最突出的是在「推進民主」前面加上「依法」,反映了中央政府認為在香港落實普選時須特別強調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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