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聯盟
一位司長向我透露,實行問責制之後,主要官員計劃分工「落區」,跟政黨打民意戰。另一位司長更拋下豪言壯語:「如果我們政府推出的政策爭取到多數市民的支持,看你們哪個政黨敢出來反對!」一眾高官似乎都在摩拳擦掌,準備當他們成為「部長」之後,即變身為政治活動家,調動民意向政黨和立法會施壓,不用再低聲下氣向議員「乞票」。
一位司長向我透露,實行問責制之後,主要官員計劃分工「落區」,跟政黨打民意戰。另一位司長更拋下豪言壯語:「如果我們政府推出的政策爭取到多數市民的支持,看你們哪個政黨敢出來反對!」一眾高官似乎都在摩拳擦掌,準備當他們成為「部長」之後,即變身為政治活動家,調動民意向政黨和立法會施壓,不用再低聲下氣向議員「乞票」。
董建華決心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度,除了如他所說是回應市民向官員問責的訴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發現整個政府除了他一人之外全部是公務員,很難要求官員們輔助他去實現他的施政目標。董對香港經濟發展面對的機遇和挑戰看得很透;他的施政有遠見、有願景。但是,要把他的願景變為現實,需要有一個和他同心同德、積極有為的政治團隊
我的「信」播出後,引起了十分熱烈的迴響。有人認為,我對制度口出怨言,是因為民建聯先前處理紅隧加價和政府「殺局」的手法招人非議,我心有不甘。但多數人都同意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的制度性矛盾不利於特區的有效管治,紛紛提出改革方案。
我當時對傳媒說:「沒有人經得起動用500 萬元的調查。」這話並不是我的創作;我是抄襲美國政治戰略專家James Carville 在「白水事件」中為克林頓辯護時說的話(原話是No one can withstand a sixty-million-dollar investigation)。他的意思是:一個從政多年的人,縱使廉潔奉公自持,不會完全沒有行差踏錯、沒有留下一些可疑的紀錄、沒有作過失誤的判斷;敵對的調查人員動用龐大的資源去挖掘,總會找到對付當事人的武器。
8 月1 日下午,施君龍母子倆打電話給我,興奮地向我報喜:汕尾公安部門已批出了施君龍的單程證。我向他們道賀。施君龍又告訴我,他知道一批爭取居港權人士翌日要到入境處請願,其中有人可能會鬧事。我知道他愛出風頭,叫他千萬不要跟着人家去生事。他說他想去多謝入境處的官員;我再叮囑他不要和鬧事的人走到一起。這個電話令我相信施君龍完全沒有傷害入境處人員的意圖。他最終跟着蓄意鬧事的人到入境處,令我失望。
7 月第一個星期仍未過去,我們剛公布了民建聯參加第二屆立法會選舉的全部名單以及競選政綱,突然爆出「港大民調風波」,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超強政治颱風。
令我最高興的,是在深水埗美孚選區,民建聯「新人」曾有發,從在任的民主黨議員王德全手中奪得議席。雖然只以31票之差險勝,但對民建聯在美孚的支持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也鞏固了我們美孚辦事處主任嫦姐的信心。
唯獨李柱銘議員一人態度與眾不同:他沒有譴責北約發動轟炸,只譴責塞爾維亞政府的暴行;沒有對我國人民提出的正義要求表示支持,只重複美國國防部長的說話,指內地同胞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看不到塞爾維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
1997 年初,大量未領有單程證的內地兒童湧入香港。有謠言說,這些「無證兒童」因為是港人子女,有香港居留權,回歸後可獲「特赦」留港。為遏止非法來港潮,特區政府1997 年7月9 日修訂《入境條例》,規定聲稱有居港權的內地居民如要來港定居,在內地申請單程證的同時,須向特區政府提交居港權的證明,獲得特區政府簽發居留權證明書(「居權證」),附貼在單程證上,方可進入香港。
董建華跟美國關係良好,但美國跟李柱銘的關係更好。董建華上一年訪美前幾個月,李柱銘已到過美國,獲克林頓接見,談香港回歸後美國怎樣「捍衛香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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