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政治
大羅再找我,問我對香港教育問題的看法,並且暗示他在物色人選,(在他出任行政長官後)掌管特區的教育政策。他見我反應不甚積極,以為我嫌教育局長官太小,隨即提高出價,說我適合做政務司長。
我聽說他至少向5 個人作出了同樣的表示,雖然《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政府只有一個政務司長。
大羅再找我,問我對香港教育問題的看法,並且暗示他在物色人選,(在他出任行政長官後)掌管特區的教育政策。他見我反應不甚積極,以為我嫌教育局長官太小,隨即提高出價,說我適合做政務司長。
我聽說他至少向5 個人作出了同樣的表示,雖然《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政府只有一個政務司長。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逐步增加直選議席等,英國人管治香港從來不搞這一套;到他們要走時卻向中方兜售。中方受騙採納了,給將來的特區管治增添麻煩。現在英方「三違反」,中方便完全有理由推翻先前的協議,取消「直通車」,重新設計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
毛鈞年就任秘書長後,聘請了兩位全職副秘書長,領導一批職員處理日常事務:一位是曾經留學美國的邵善波;另一位叫馬力,中文大學畢業,是我教過的培僑舊生。毛鈞年1987年7月升任新華社副社長;3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公布了代表名單,其中有毛鈞年的名字。毛隨即辭去諮委會秘書長的職務,由梁振英接任。
1986年11月,吳康民以培僑中學校監的身分致函教育署長,提出培僑要求轉為資助學校。教育署回覆說,當局正檢討私校政策,要待檢討完成後,始能對培僑的資助問題作出決定。
屋漏偏逢連夜雨。吳校長這番話說了不久,我們收到一個壞消息:培僑創辦以來一直租用作校舍的「朗園」,已被業主賣給發展商。培僑和業主訂立的租約,租期只餘兩年多。
時間一到,圍攏在電視機前的同事們都屏息靜氣,目不轉睛地盯住那A4大小的屏幕,看着尼克遜夫婦從機艙門出來,步下階梯,和迎接他們的周恩來總理握手。
1971年初,華潤公司委託培僑為他們的中高級職員提供英文進修培訓。學校利用銅鑼灣分校的校舍,在晚上開辦英文專修課程。吳校長叫我去當這「夜英專」的主任,請了一批大學生當教師。
弟妹被捕後,我已作好心理準備,隨時輪到我要出事。順利畢業算是幸運;還有貴人相扶,在大學當上助教。
在大學同學的一個活動中,有人介紹我給毛鈞年認識,他好像對我並不陌生。我們很快便成為朋友,他不時會約我見面,還邀請我到他在北角的家裏坐。
文革期間,舅父要離家下鄉,不能再在醫院工作;舅母在工廠裏捱鬥,積憤成疾,壯年病逝;一對子女失去了學業和家庭,被迫幾乎要跟父母脫離關係。一個美滿家庭,被害得家散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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