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偷步
1990 年1 月至2 月間,在《基本法》最後定稿前夕,中英兩國透過外交部長交換的7 封函件,對1991 至1997 年立法局(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議員的國籍限制等問題達成了協議。按照協議,1991 年立法局有18 個地區直選議席。
1990 年1 月至2 月間,在《基本法》最後定稿前夕,中英兩國透過外交部長交換的7 封函件,對1991 至1997 年立法局(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議員的國籍限制等問題達成了協議。按照協議,1991 年立法局有18 個地區直選議席。
作出這些修改,顯然是由於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反應,令中國政府擔心日後選出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不是可靠的愛國者,因此要在《基本法》裏加入一些安全保障。但寫進了草案初稿的「雙普選」目標沒有改變;維護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和保障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條文,也沒有改變。
我和當時很多香港人一樣,沒法看清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對鄧小平這番話並不理解。我們最關心的,首先是香港的前途問題。「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香港的政策沒有改變;然而,香港各界與中國政府過去數年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互信、互諒、互讓關係,已嚴重受損;這對《基本法》的最後定稿,不能沒有影響。
在連卡佛大廈8樓舉行的「武林大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參與者意見分歧而互相尊重,辯論激烈而不失理性。其中包括有魯平等官員出席,只聽不講。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香港社會出現了對民主採取相反立場的兩派意見。一派是「民主派」,主張香港必須盡快實現政制民主化。另一派以工商界人士為主,他們既害怕共產黨,更害怕民主,擔心一人一票選舉導致「免費午餐派」當權,高福利高稅收,破壞營商環境。
毛鈞年就任秘書長後,聘請了兩位全職副秘書長,領導一批職員處理日常事務:一位是曾經留學美國的邵善波;另一位叫馬力,中文大學畢業,是我教過的培僑舊生。毛鈞年1987年7月升任新華社副社長;3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公布了代表名單,其中有毛鈞年的名字。毛隨即辭去諮委會秘書長的職務,由梁振英接任。
這讓我看到,或許是「反英抗暴」的後遺症,儘管中英關係說是空前良好,儘管英國政府已承諾把香港交還中國,英國人仍把香港的左派視為異己分子,存有很大戒心。
對於因學歷問題擔心會失去教席的同事,我說,培僑捱過最艱難的日子,撐到今天迎來曙光,全靠大家合力拼搏;我強調,培僑不會為了取得資助而丟下團隊裏的一個人! 我這話是說過頭了。
李越挺對我們說,這直接資助計劃是我們接受政府資助的最佳方式;既得到資助,又可享有最大的辦學自由度。「你們有一批支持你們的家長,不用擔心收不到學生。
1986年11月,吳康民以培僑中學校監的身分致函教育署長,提出培僑要求轉為資助學校。教育署回覆說,當局正檢討私校政策,要待檢討完成後,始能對培僑的資助問題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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