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3日《明報》論壇

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在《明報》論壇版發表文章，討論行政長官選舉。文章說：

「特首選舉沒有競爭，而又不是普選，唯一的候選人根本無從透過競選過程和得票多寡了解市民是否認同其政綱，自動當選後自食其果，摸着石頭過河，每當推行一個新政，便會如履薄冰，缺乏民意『優先批核』，畏首畏尾，甚至碰釘，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如是。這樣的特首，不是從選票找到自己的認受性，而是以民意調查顯示的民望升跌作為施政方向的路標。」

(余若薇：〈曾蔭權不再孤獨〉，《明報》11月7日)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在〈特首民望的政治學〉(《新報》，11月4日)以及〈波動的民意與嗜血的政治〉(《新報》，11月11日)兩篇文章裏，提出了近似的觀點，大致是說行政長官由於不是普選產生，所以對自己民望的波動過分緊張，因而在施政上沒法「擺脫民粹主義的綁架」。

余、王二人似乎都認為：1.一個政府首長如果太重視自己民望的升跌，他的施政便會「畏首畏尾」，會「碰釘」，會被民粹主義「綁架」。2.普選產生的政府首長，因為從選票中得到了認受性，施政時便毋須顧慮民望的波動，不會受民調結果所支配。

這兩個論點可以成立嗎？

先看第二點。普選產生的美國總統，可以對民望升跌置諸不理嗎？恰恰相反，當今世界上對民望顯得最「緊張」的政府首長，恐怕非美國總統莫屬。我曾在本欄(今年2月20日)介紹過美國《時代》周刊主筆約‧克萊恩(JoeKlein)的評論文章〈永久選戰的危險〉，指出美國現任總統布殊入主白宮以來，幾乎每一項決定都是出於即時政治後果的考慮，只顧眼前民望，不顧長遠後果，甚至連生死攸關的決定、打仗的決定，都是這樣。

不要以為布殊很特殊。上一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同樣是看着民調度日。克萊恩的文章說，克林頓連去哪裏度假，也要看民調而定。《華盛頓郵報》評論員霍華德‧庫茲(Howard Kurtz)在《Spin Cycle》一書裏這樣描述：

「白宮生活的日常規律，就是白宮的主角們大概把他們一半的時間花在與傳媒談話、研究傳媒策略以及檢討傳媒反應。」

你試找一個像克萊恩或庫茲那樣熟悉白宮政治的美國人，問他美國總統會認為政綱重要還是民調結果重要，看他怎樣答你？

再看上面的第一個論點。余若薇以「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為例，說明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因為「缺乏民意『優先批核』」，所以沒法推行「新政」。這話怎說？譬如學券，假如曾蔭權是經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有了選票的認受性，現在要推出他的學券制，是否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呢？抑或即使有反對聲音，曾蔭權仍可以勇往直前，毋須理會民望下挫呢？又抑或余若薇認為，如果有競選，曾蔭權早就應該把他構想的學券制放在他的選舉政綱裏，包括所有細節(例如獨立私立幼稚園不受惠)，這樣一當選後，他就可以依着選舉政綱施政，不用「畏首畏尾」呢？

如果這是公民黨的信念，真的要看看梁家傑參選行政長官的政綱本子有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