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建港
在醞釀成立協會時,我們有些人曾考慮組織政黨參選立法局;大家覺得馮可強、謝家駒和程介南都具備參選的條件。但當時大多數人都要為個人事業奮鬥,有心為建港出謀獻策,無意介入政治活動,故組黨計劃沒有成事。
在醞釀成立協會時,我們有些人曾考慮組織政黨參選立法局;大家覺得馮可強、謝家駒和程介南都具備參選的條件。但當時大多數人都要為個人事業奮鬥,有心為建港出謀獻策,無意介入政治活動,故組黨計劃沒有成事。
1990 年1 月至2 月間,在《基本法》最後定稿前夕,中英兩國透過外交部長交換的7 封函件,對1991 至1997 年立法局(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議員的國籍限制等問題達成了協議。按照協議,1991 年立法局有18 個地區直選議席。
作出這些修改,顯然是由於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反應,令中國政府擔心日後選出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不是可靠的愛國者,因此要在《基本法》裏加入一些安全保障。但寫進了草案初稿的「雙普選」目標沒有改變;維護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和保障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條文,也沒有改變。
我和當時很多香港人一樣,沒法看清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對鄧小平這番話並不理解。我們最關心的,首先是香港的前途問題。「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香港的政策沒有改變;然而,香港各界與中國政府過去數年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互信、互諒、互讓關係,已嚴重受損;這對《基本法》的最後定稿,不能沒有影響。
在連卡佛大廈8樓舉行的「武林大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參與者意見分歧而互相尊重,辯論激烈而不失理性。其中包括有魯平等官員出席,只聽不講。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香港社會出現了對民主採取相反立場的兩派意見。一派是「民主派」,主張香港必須盡快實現政制民主化。另一派以工商界人士為主,他們既害怕共產黨,更害怕民主,擔心一人一票選舉導致「免費午餐派」當權,高福利高稅收,破壞營商環境。
這讓我看到,或許是「反英抗暴」的後遺症,儘管中英關係說是空前良好,儘管英國政府已承諾把香港交還中國,英國人仍把香港的左派視為異己分子,存有很大戒心。
對於因學歷問題擔心會失去教席的同事,我說,培僑捱過最艱難的日子,撐到今天迎來曙光,全靠大家合力拼搏;我強調,培僑不會為了取得資助而丟下團隊裏的一個人! 我這話是說過頭了。
李越挺對我們說,這直接資助計劃是我們接受政府資助的最佳方式;既得到資助,又可享有最大的辦學自由度。「你們有一批支持你們的家長,不用擔心收不到學生。
席間那官員突然一臉認真地說:「1997年我們一定要收回香港。」大家一聽都呆了,面面相覷,沒人搭腔。稍後,那官員先行離席。他的背影一消失,在座的一位老校長委員便搖頭嘆息說:「這當官的在胡說!鄧小平聽到,要給氣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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