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勳排名反映政治敏感不足
曾蔭權犯得着為「迎合某些一直反董、反特區政府、反『一國兩制』勢力的情緒和喜好」，搞出令傳統愛國人士反感的小動作嗎？如果在授勳安排上，行政長官辦公室的確犯了政治錯誤，也應只是無心之失，或者最多是政治敏感度不足之過。
弱勢社群也需要政治公關
香港很多大規模公私營企業，都十分重視公關工作，或者可叫做「政治包裝」或「政治化妝」。他們不但在企業設有專職處理公共關係的高級行政人員，而且不時會僱用專業公關公司的服務，為企業塑造良好公眾形象，或者更重要的，為企業要採取的某些有爭議的行為做化妝、包裝，把它美化至人們願意接受，令企業的目標可以成功達到。
政務助理不是訓練生
政府增設專責政治工作的職位，有助於培養政治人才。但這不過是政務助理計劃的「副產品」。受聘為政務助理的人，不是去做見習生、去上課、去受訓，而是去工作、去執行任務、去承擔責任。
政黨法未必利於政黨發展
「政黨政治」目前在香港仍處於極不成熟甚至頗受爭議的狀况，對於政黨應有什麼義務和權利，在社會上恐怕很難達成共識。如果真的制訂《政黨法》，到底會擴大了政黨發展的空間，還是增加了限制，只怕難以逆料。 民主黨拒絕按《公司條例》規定公開黨員名冊，在政界和傳媒中重新引起了關於訂立《政黨法》的討論。
法官不入黨限制不罕見
人們自然會問，在審理案件時，全職和非全職法官的權力和責任都沒有分別，公眾人士更不大可能懂得辨別審案的是全職還是非全職法官。如果說全職法官參加政黨會令司法制度的公正無私受影響，或者會令人覺得受影響，那末為什麼非全職法官做同樣的事又沒有問題呢？
倘無分化對立何用計較親疏？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借回答民主黨議員有關「親疏論」的提問，批評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令不少反對派議員十分不滿。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說，曾蔭權的「親疏論」令他感到與行政長官的關係「很冰冷」，這大概是大部分反對派的共同感覺。
民政專員工作政治化
在街頭接觸市民，宣傳推銷政府政策，這是政治工作，跟大多數公務員日常面對的工作大不一樣。它所需要的技能和態度，很可能不是一般公務員所具備的。假如民政專員「政治化」是政府的計劃，那末馬上要解答的問題，就是民政專員應否繼續由公務員擔任。
輿論戰不是親中陣營發動
真正被「抹黑」的，是被指「搞小動作」、「對陳太窮追猛打」的人，即親中陣營和曾蔭權。說曾蔭權談退休後做法「等於叫陳太收聲」，十分牽強：陳太並不是退休行政長官，跟她同級的其他退休高官又大有人在，為何要對號入座？至於彭楚盈的死因，輿論普遍認為事有可疑，應該召開聆訊；而最積極為彭的親人討公道、要求查個水落石出的，是「泛民主派」議員梁耀忠。把聆訊指為曾蔭權的小動作，並且牽連黃仁龍，是十分嚴重的指控；沒有真憑實據，即是徹頭徹尾的抹黑。
政制發展要與北京配合
在政改方案的醞釀階段，特區便要跟中央保持緊密的意見交流，互相了解對方的訴求以及關注的問題，以保證設計的方案能為雙方所接受。許仕仁說的要「與北京配合」，相信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能像李柱銘等人要求那樣，在擬訂政改方案時排除了中央政府的參與，待「米已成炊」，才交給中央通過。
選民理性便可以維持低稅政策？
其他實行普選的地方，公共開支都比香港大，稅率也比香港高。所以，問題依然是：香港能否例外，在實行普選後仍維持低稅政策？這是我們發展民主過程中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選民是否「理性」：我們沒有理由假設香港的選民不理性，也沒有理由假設其他地方的選民不及香港人理性。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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