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 《大公報》

四

我沒見過外公和外婆。媽媽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他們全都住在廣州，只有媽媽跟隨我爸爸來了香港。媽媽說，外公在生時是很有名望的牙醫，是正式具有專業學歷的第一代；兩個舅父繼承了外公的衣缽，在解放前已在廣州當牙醫。解放後，他們留在廣州，小舅父加入了政府醫院服務，大舅父則繼續私人執業。姨媽是執信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師。

在1960年代，媽媽每年都到廣州一次，主要是為了給親人送他們缺乏的日用品和食品。媽媽用一根擔挑，擔著兩個比小孩還要高大的麻包袋，裏面塞滿廣州親人需要的物資，包括豬油、沙糖、麵餅、衣服、清潔用品和我們的舊玩具。她獨個兒長途跋涉的把這些物資送到廣州（當年未有直通車，要在羅湖辦理出入境手續），爸爸只能送她到尖沙咀火車站。

我讀大學二年級那年的暑假（1966年夏季），決定陪同媽媽到廣州探親。當時很多人都說，給香港政府留下了曾經到過大陸的紀錄，會很麻煩，起碼別想做公務員了。於是，我和媽媽搭夜船到澳門，第二天清晨上岸之後，從澳門乘長途汽車往廣州，至傍晚抵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媽媽兩人一起旅行。在車上的七個鐘頭，我和媽媽並排而坐，大部分時間各自瀏覽兩旁窗外的景物，沒有想到兩母子要利用那機會多談幾句。

在廣州的兩個星期，我們住在小舅父家裏。那時內地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文革尚未開始，人民生活正在改善。小舅父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牙科醫生，他太太是工廠裏的行政人員，一子一女正在讀小學。他們一家獲分配的醫院宿舍，有一廳兩房，一廚一厠；厠所裏還有抽水馬桶，比要倒夜香的學士台先進多了。他們把孩子的房間讓給媽媽和我，兩個孩子晚上在廳裏睡。

我在廣州出生，兩歲便來了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回廣州，第一次見到姨媽和兩個舅父。相處十多天，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個舅父和姨媽各有個性：大舅父豪邁灑脫，略帶滄桑；他顯然交遊廣闊，而且人緣甚佳，走到那裏都會有人過來跟他打招呼。姨媽和藹而有威嚴，又相當幽默；跟她談話，既感親切又有點緊張，可一定不會沉悶。我私下笑媽媽說，為甚麼她沒有像姨媽的氣質？

和我接觸最多的，當然是在家裏接待我們的小舅父了。這位小舅父正直爽朗，還有點單純。我發覺他很愛讀書，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都很豐富。他知道我喜歡數理，給我講錢學森的故事，鼓勵我大學畢業後到外國留學，學成後回國服務。他說，國家很窮、很落後，但他相信國家走的路是對的；他對政府充滿信心，對國家充滿希望。他的一對子女，活潑可愛，樸素健康；年紀輕輕，已十分懂事，並且知道立大志，想著長大後要到國家最艱苦的地方去，參加現代化建設。和小舅父一家人相處，感受很新鮮，很舒服，令我思考許多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

日間，舅父和舅母都要上班，兩個孩子要上學；大部分時間是媽媽和我兩人自己出去遊覽。那兩個星期天氣很壞，幾乎每天都下大雨。我們兩母子冒雨遊羊城，倒別有一番風味。媽媽畢竟在廣州生活過，而且每年回來一次，對各個景點還算熟悉，可以充當我的導遊。但我們在遊覽時談論的話題，並不止於周圍的景物；我見多了，想多了，要跟媽媽討論的東西也多了。

在廣州回澳門的車上，我們仍是很少交談；不是因為沒有話題，而是我要思考的問題太多了。我在車上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沉思，窗外的景物也沒注意。

兩個星期的廣州之旅，改變了我的一生。我發現了我的祖國；我重新發現了我的媽媽。

五

但是，這個祖國，原來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不但我不了解，連愛國、善良、正直的小舅父，飽讀革命書籍的小舅父，也不了解。

我們從廣州回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便爆發。這場十年浩劫，摧毀了無數家庭，包括我小舅父的一家。一個本來充滿幸福和希望的家庭，一下子從天堂掉進了地獄，家破人亡。小舅父一個人要離家下鄉，不能再在醫院工作；舅母在工廠裏挨鬥，積憤成疾，壯年病逝；一對子女失去了學業和家庭，被迫幾乎要跟父母脫離關係。

媽媽顧不及為廣州的親人難過，因為對她更直接的打擊，同時在香港發生了。十八歲的弟弟和十六歲的妹妹，相繼在自己的學校裏被捕入獄。

多年後，一位讀歷史的朋友和我談起那荒唐歲月，有這樣的感嘆：「你在廣州的親人因為是『右派』而要受苦；在同一時間，你在香港的親人因為是『左派』而要受苦。多大的諷剌！」我想，媽媽根本不明白甚麼是「左派」、「右派」，不知道苦難為甚麼忽然降臨到她的子女和親人身上。

待到那荒唐歲月終於過去，中國已是另一個世界，香港也完全變了模樣；我們和小舅父兩家人都不能回復到以往的平常與純真；我們失去的，已無法尋回了。

但那段日子也給媽媽帶來了一份意外的奬賞。在她最感孤寂無助的時候，她獲聘任為小學教師。那是媽媽最喜愛的工作；她教學生，比教自己的子女更有耐心和愛心，絕不會用搗衫籐條去抽學生，或者用鉛筆插他們的手指（不是因為怕犯法：香港到1991年才立法禁止對學生體罰），大概是因為她的學生比她的子女聽話聽教，沒有像我這樣愛駁嘴的。

六

媽媽活到九十三歲。大舅父、姨媽、小舅父和爸爸都比她先離世。爸爸走的時候，媽媽的腦退化症已經很嚴重了。在醫院看著爸爸停止了呼吸；從殯儀館到山上送爸最後一程；望著爸的骨灰盅放進龕位─媽都沒有流下一滴眼淚，沒有任何情緒反應。如果她真的感覺不到悲痛，也算是福氣吧。

爸走後，媽在弟弟家裏住了一段時間。出了幾次事之後，我們知道她需要廿四小時護理，便把她送進了護老院。她沒反對，沒表示不高興；她一生都是這樣，默默地接受命運，接受別人給她的安排。

住進院舍初期，她的活動能力還不錯，可以跟我們和其他探望她的親友說笑，跟院友們一起唱歌、在輪椅上做些運動。我們小時她教我們唸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足有三十句，我唸一句，她可以接下句，直至唸完。我們還可以用輪椅把她推到院舍附近的酒樓喝午茶，讓她吃最愛的花生炆雞腳。

漸漸，這些活動都不行了。她只能卧在床上，對探望她的人反應也愈來愈少了。我給她扮鬼臉，就像我很小的時候她接我放學時在課室門外給我扮的鬼臉；但她只會怔怔地瞪著我。我坐在她床邊，對她說甚麼她都不回應，這是她對我愛駁嘴的最後懲罰。

媽媽摟著我和弟弟，對我說：「你是我的心肝椗。」對弟弟說：「你是我的蜜糖埕。」

「媽媽，死是怎樣的？」我問。

「死了就是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媽媽有一天也會死的。」

「不要！不要死，媽媽！」

完

媽媽和我在廣州(1966年6月)

一家人第一次到北京旅遊（1971年）

媽媽在彈鋼琴

我們曾在東莞擁有一間別墅，和爸媽在那裡度周末

爸媽最後一次旅行（2005年4月，肇慶）

媽媽住進院舍初期，親人探望（站立者左起第二、第三人是小舅父的子女）

媽媽在院舍的後期（左三和右二依次為小舅父的子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