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宿位問題應優先處理
按當局的現行政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八間大專院校下學年應提供共27,700 個學生宿位。但是，八間院校現有宿位總數只達21,400 個，即下學年將欠6300 個。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大學宿位短缺問題向當局提出質詢。教統局長李國章回答時表示，各大學興建學生宿舍的計劃倘得到落實，宿位總數將增加約6400個，目前的宿位短缺問題因此可望解決。
布殊、陳水扁和曾蔭權
上星期我在本欄討論政府對民望的態度與施政的關係，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和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的有關論點。這又引來了王家英的反駁：他11月18日再在《新報》發表題為〈民望、普選與政黨政治〉的文章，指我「對美國總統和香港特首面對的民意政治處境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竟然全無警覺，反而混為一談」，更質疑我是「因特殊政治動機刻意如此」。作為一位學者，辯論問題竟要訴諸「動機論」，不禁令人失望。
選舉、民望與施政
余若薇以「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為例，說明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因為「缺乏民意『優先批核』」，所以沒法推行「新政」。這話怎說？譬如學券，假如曾蔭權是經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有了選票的認受性，現在要推出他的學券制，是否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呢？抑或即使有反對聲音，曾蔭權仍可以勇往直前，毋須理會民望下挫呢？又抑或余若薇認為，如果有競選，曾蔭權早就應該把他構想的學券制放在他的選舉政綱裏，包括所有細節(例如獨立私立幼稚園不受惠)，這樣一當選後，他就可以依着選舉政綱施政，不用「畏首畏尾」呢？
民意何來？民調何用？民望何價？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經營選票」與「良好管治」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易憲容對香港經濟和市場法則懂得多少？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
破除迷思積極務實兩行業設最低工資
關於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利弊，全世界已爭論了大半個世紀；學者做研究，工會搞運動，政客打選戰，都經常會拿最低工資做議題。支持和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論據，不外是那幾條，但正反雙方引用的統計資料和實踐經驗，卻可以不斷推陳出新：今天一項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立法令失業人數增加，明天一堆數據又證明最低工資令若干人脫貧。這個爭論只怕要繼續下去，永遠不會得到一個人人公認的結論。
陳太棄選泛民失望
陳方安生終於宣布不參加明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她在記者會上說，她「從沒有想過」參選行政長官，這句話大概很少人會相信。她的名言「見步行步」，以及「誰知道這幾個月會發生什麼事」的說法，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她參選意欲的猜測；即使未有下定決心「去馬」，至少也不是完全沒有興趣。如果她真的早就對參選心如止水，只是希望為推動香港政制發展做點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有分量的建議，那末她一早表明不會出來角逐行政長官的位置，對她的工作一定有利得多，起碼可以減少中央和特區政府高層對她的猜疑，令更多人願意成為她的伙伴。
為何聯儲局比白宮高明？ –––答陳家洛
兩周前我在本欄引述紮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其《自由的未來》一書提出的觀點，認為如果缺乏適當的條件，民主(即以通過選舉取得管治權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不一定對人民有好處。上星期，浸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陳家洛對我的文章作了回應(〈再讀紮卡里亞的《自由的未來》〉，9月14日本版)。陳教授指出，「隨?中國的改革開放，紮卡里亞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將要在邁向民主與持續專制之間作出抉擇」。他並且問，「不知道曾議員是否都認同這些主張」。
發展「9+2」回應「十一‧五」
經過差不多4個月的醞釀，特區政府今天召開「經濟高峰會」，探討香港怎樣回應國家的《「十一‧五」規劃綱要》。按行政長官曾蔭權的說法，高峰會要研究的，是香港應怎樣做好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確保三個中心的地位。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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