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級兩會
曾昭科知道我在培僑中學工作,便對我憶述當年港英警察拘捕杜伯奎校長的經過。他說,拘捕行動是在天亮前進行的。杜校長住在學校;警察進了校園,還未有人發覺,已直闖校長宿舍,把睡夢中驚醒的杜校長帶走。「你知道培僑校園有多大,像個迷宮;外人進去,怎可能這麼容易找到校長宿舍?」他說:「培僑有內奸;是一名校工帶警察去抓人的。」
曾昭科知道我在培僑中學工作,便對我憶述當年港英警察拘捕杜伯奎校長的經過。他說,拘捕行動是在天亮前進行的。杜校長住在學校;警察進了校園,還未有人發覺,已直闖校長宿舍,把睡夢中驚醒的杜校長帶走。「你知道培僑校園有多大,像個迷宮;外人進去,怎可能這麼容易找到校長宿舍?」他說:「培僑有內奸;是一名校工帶警察去抓人的。」
時間一到,圍攏在電視機前的同事們都屏息靜氣,目不轉睛地盯住那A4大小的屏幕,看着尼克遜夫婦從機艙門出來,步下階梯,和迎接他們的周恩來總理握手。
1971年初,華潤公司委託培僑為他們的中高級職員提供英文進修培訓。學校利用銅鑼灣分校的校舍,在晚上開辦英文專修課程。吳校長叫我去當這「夜英專」的主任,請了一批大學生當教師。
對我來說,家訪是深刻的社會教育(用當時的話說,是「階級教育」)。我班裏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基層家庭;他們的生活環境,有些是我沒法想像的。例如有一個姓趙的學生,住在山邊木屋,家裏沒有自來水、沒有電力;他每天要從山腳挑水回家;晚上做功課,點一盞小小的油燈照明;我離開他家時,周圍一片漆黑,他提着大光燈,默默送我下山。住在這樣的環境裏,當他欠交功課時,我能責備他嗎?
坐在我對面的一位老師,「天天讀」時只看報紙的娛樂版,從不看新聞。另有些人拿起報紙瞧一瞧便放下,做其他事情。我心想,這樣的「天天讀」有什麼作用?我把這問題向吳校長提出。
有些同事很反對我接受訪問。他們認定《學苑》不懷好意,不可能為我們說什麼好話,我接受訪問,只會給他們利用作反面宣傳。但也有一些同事認為,在港大學生刊物裏介紹培僑,是難得的機會;讓大學生對我們多了解,有助消除他們的錯誤偏見。吳校長贊同後面這種看法,對我說:「你說話小心一點便是。」一位副校長補充說:「要多宣傳正面的東西。」於是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媒體訪問。
當時一般中學(例如新法書院)教師薪金是每月1500 元;我在港大當助教每月拿1466.66 元。後來我發現,吳校長的月薪是460 元,我的薪金是培僑全校最高;很多資歷較淺的年輕教師,每月只有二三百元。
我說我認識這人;他淡淡一笑,說:「他是個老政治骨。」(「老差骨」我知道;「老政治骨」我是第一次聽到。)
我照學校通知的時間去見工。校長見到我,只說了一句話:「看你的成績,你不是真的想教書吧?」我感覺像給人揭穿了偽裝,無言以對,匆匆說聲「對不起」便拔腿跑了。
來到1967 年底,驀然警覺,距離畢業考試只剩下幾個月,怎樣把荒廢了一整年的學業追回來?我從未試過對考試感到這樣害怕、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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