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明報》崢嶸歲月

省級兩會

曾昭科知道我在培僑中學工作,便對我憶述當年港英警察拘捕杜伯奎校長的經過。他說,拘捕行動是在天亮前進行的。杜校長住在學校;警察進了校園,還未有人發覺,已直闖校長宿舍,把睡夢中驚醒的杜校長帶走。「你知道培僑校園有多大,像個迷宮;外人進去,怎可能這麼容易找到校長宿舍?」他說:「培僑有內奸;是一名校工帶警察去抓人的。」

社會教育

對我來說,家訪是深刻的社會教育(用當時的話說,是「階級教育」)。我班裏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基層家庭;他們的生活環境,有些是我沒法想像的。例如有一個姓趙的學生,住在山邊木屋,家裏沒有自來水、沒有電力;他每天要從山腳挑水回家;晚上做功課,點一盞小小的油燈照明;我離開他家時,周圍一片漆黑,他提着大光燈,默默送我下山。住在這樣的環境裏,當他欠交功課時,我能責備他嗎?

首次受訪

有些同事很反對我接受訪問。他們認定《學苑》不懷好意,不可能為我們說什麼好話,我接受訪問,只會給他們利用作反面宣傳。但也有一些同事認為,在港大學生刊物裏介紹培僑,是難得的機會;讓大學生對我們多了解,有助消除他們的錯誤偏見。吳校長贊同後面這種看法,對我說:「你說話小心一點便是。」一位副校長補充說:「要多宣傳正面的東西。」於是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媒體訪問。

不富亦樂

當時一般中學(例如新法書院)教師薪金是每月1500 元;我在港大當助教每月拿1466.66 元。後來我發現,吳校長的月薪是460 元,我的薪金是培僑全校最高;很多資歷較淺的年輕教師,每月只有二三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