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賢納諫
高人一號在財雄勢大的社團任職;我把他請到培僑,向他介紹了組黨的計劃,請他提意見。他說:「我收很貴的顧問費,你們付不起的。」高人二號是資深傳媒工作者;我畢恭畢敬地對他說:「馬力叫我一定要向您請教。」他說:「我要教,也只會教有機會贏的人。」我顯然不屬於他要教的類別。
高人一號在財雄勢大的社團任職;我把他請到培僑,向他介紹了組黨的計劃,請他提意見。他說:「我收很貴的顧問費,你們付不起的。」高人二號是資深傳媒工作者;我畢恭畢敬地對他說:「馬力叫我一定要向您請教。」他說:「我要教,也只會教有機會贏的人。」我顯然不屬於他要教的類別。
培僑的其他同事知道我在搞政黨,並不都像吳康民和程介南那樣支持。有同事提出忠告:「我們剛成為直接資助學校,正要拿出成績向社會交代,需要校長專注學校的領導工作。况且過幾年就回歸了,到時我們學校要肩負的責任更大了!」
我堅定地回答說:「請大家放心,我決不會放下培僑去做其他事情。愛國政黨一定要組織起來,但我只會參與籌備;政黨成立之日,就是我返回學校工作之時。」
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親中」陣營的拉票活動在逆境中進行,難度特別高,鍛煉也特別大。我和其他助選人員(包括我在學的女兒)多次在街上被高聲辱罵、家訪時被粗暴對待、派傳單遭當面撕毁;起初十分難受,逐漸便養成心平氣和、從容應對的態度和能力。
這次選舉對愛國陣營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催生了香港第一個愛國政黨。
參加1991 年立法局直選的「親中」候選人共有3 名。除了程介南之外,還有在九龍中選區出選的工聯會常委、香港百貨及商業僱員總會理事長陳婉嫻,以及在九龍東選區出選的觀塘民眾聯誼會會長侯瑞培。選舉結果,3 人在各自的選區都得票第三,贏不到議席。
我報讀了這個課程(收費可不便宜!),如期收到厚厚的教材。但我高估了自己的學習紀律:讀法律教材不是看流行小說,少一點專注力都不行。我多次拿起教材,看不了一會便放下,熬不下去。如是者過了一年多,學習毫無寸進,無聲無息地放棄了。
在醞釀成立協會時,我們有些人曾考慮組織政黨參選立法局;大家覺得馮可強、謝家駒和程介南都具備參選的條件。但當時大多數人都要為個人事業奮鬥,有心為建港出謀獻策,無意介入政治活動,故組黨計劃沒有成事。
1990 年1 月至2 月間,在《基本法》最後定稿前夕,中英兩國透過外交部長交換的7 封函件,對1991 至1997 年立法局(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議員的國籍限制等問題達成了協議。按照協議,1991 年立法局有18 個地區直選議席。
作出這些修改,顯然是由於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反應,令中國政府擔心日後選出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不是可靠的愛國者,因此要在《基本法》裏加入一些安全保障。但寫進了草案初稿的「雙普選」目標沒有改變;維護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和保障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條文,也沒有改變。
我和當時很多香港人一樣,沒法看清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對鄧小平這番話並不理解。我們最關心的,首先是香港的前途問題。「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香港的政策沒有改變;然而,香港各界與中國政府過去數年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互信、互諒、互讓關係,已嚴重受損;這對《基本法》的最後定稿,不能沒有影響。
在連卡佛大廈8樓舉行的「武林大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參與者意見分歧而互相尊重,辯論激烈而不失理性。其中包括有魯平等官員出席,只聽不講。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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