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
他還問了其他一些有關反英抗暴的人事和組織問題。我想:他找我的真正目的暴露了。我當然不會回答,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答案!
他還問了其他一些有關反英抗暴的人事和組織問題。我想:他找我的真正目的暴露了。我當然不會回答,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答案!
1967 年9 月28 日下午,一隊警察開進聖保羅書院,拘捕了中六級的一名領袖生曾德成。
弟弟犯了什麼事呢?原來他在學校裏從5 樓垂下一條寫着「愛國同學大團結萬歲」的長幅,並到處派發「反對港英奴化教育」的傳單,於是遭校方召警拘捕。
爸爸回家時神色凝重地把我拉到房間裏,拿出一份英文晚報給我看。報紙的頭版刊登了一張很大的當天示威的照片,當中可清楚看到我。他擔憂地問:「你知道給記者拍了照片嗎?」他沒想到我會參加示威遊行。
文革期間,舅父要離家下鄉,不能再在醫院工作;舅母在工廠裏捱鬥,積憤成疾,壯年病逝;一對子女失去了學業和家庭,被迫幾乎要跟父母脫離關係。一個美滿家庭,被害得家散人亡。
傅華彪和我談到內地的社會狀况和人民的生活,說的跟其他大多數我認識的人很不一樣。我從其他人聽到的有關「大陸」的消息和評論,幾乎全是負面的:國家貧窮落後,人民缺吃少穿;政府不停搞政治運動,社會不得安寧。傅華彪承認中國比較窮、比較落後,但他說,國家在進步中,人民都對政府有信心,對前景有希望。到底是他說大話,還是其他人對內地有偏見?「你自己去看看好了!」他說。
我和傅華彪第一次見面,是他來我家找我。他架着一副金絲眼鏡,嘴角經常掛着微笑。他比我大10 年,當時不過廿六七歲,但跟我的幾個年輕老師相比,他顯得老成、穩重。
我讀中學時,對政治毫無興趣,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竟會「從政」。誘導我走向政治、踏入政圈的,是兩個我十分敬重的人:一個名叫傅華彪,是學生刊物編輯; 另一個就是吳康民——培僑中學以至整個愛國(「左派」)教育界的靈魂人物、精神領袖。
我讀大學時專修數學,一心想着畢業後到外國,爭取進入世界一流的學府,做一輩子數學研究。
在經濟發展的實際利益上而言,西方國家無可能與中國脫鈎;而回顧昔日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帶頭圍堵中國時,香港同樣擔任聯通世界的角色,這恰好說明香港現時有發揮優勢的必要。
社會衡量議員表現時,應着重其意見是否言之有物、對政府施政能否起到作用,而宏觀來說,政府過去3年亦有接納議員意見而作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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