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明報》論壇版

香港在國家發展中須有清晰定位

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行政委員會上周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主題是「香港在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定位」。這議題對香港發展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區政府要認真研究,理所當然。可是,正如有評論指出,特區政府成立8年多以來,正式討論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定位問題,現在還是第一次。

基準試得失如何評說

我不相信有什麼立竿見影的辦法,可以在短期內把未達標的教師提高到達標;假若不達標的教師只能淘汰,當局不但要應付來自工會的政治壓力,而且極可能找不到足夠的合資格教師去填補他們的空缺。一旦暴露了問題,卻又無法解決,必然要令當局陷入十分困難的局面。

如何解決「全面直選」和「兼顧少數」的矛盾

要引進分區直選以外的「普選」方式,肯定會引起極大爭議。不過,要就政改問題在社會凝聚廣泛共識,確實要解決工商界的疑慮。民主黨提出2012年普選,但以混合模式(即一半用單議席單票制、另一半用比例代表制)產生立法會,認為這樣就可以保障「均衡參與」,恐怕很難令工商界信服。不如認真研究一下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看看他們採用什麼辦法,在實行普選中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深層次矛盾不應漠視

回歸前,很多人以為香港已經掌握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訣竅,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一場金融風暴打破了這個神話,引發了不少對香港經濟結構問題和發展方向的探討和反思。熬過了一段苦日子,經濟復蘇了,我們是否就可以回復往日的盲目樂觀呢?溫總理說香港經濟仍有一些深層次矛盾,我們是否可以說句「不可避免」,便把它放到一旁呢?

泛民何事要拉倒

換一個角度看,泛民不是一個人,沒有一個集中的意志。泛民議員中有較偏激的,有較溫和的;有堅持「企硬」的,有願意妥協的;而他們各自又面對外來的種種不同的壓力。25名泛民議員的表決行為,是內外各種張力互動的結果,不能用簡單的邏輯、理性的利害衡量來解釋。這種分析,或許比任何「陰謀論」或「背後動機論」更接近事實。各方面在檢討事件、汲取教訓、調整策略時,如果都接納這種解釋,可能更容易帶着平常心和開放的態度,減少事件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