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奧運講起。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裏，特別提及明年北京主辦奧運，他很希望利用這盛事，加深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識，以及分享民族的自豪感。李柱銘議員顯然對北京奧運的意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發表演說及文章，呼籲美國總統布殊，以及其他世界領袖，利用這次機會，直接介入，他的講法是用英文——directengagement，迫使中國進行政治改革——reform。他特別提及，叫布殊總統及國際領袖，不要等到明年8 月奧運開幕，應充分利用這十個月時間。內裏亦提及香港，他認為香港的政制一直沒有發展，亦是北京的責任。
選舉委員會的選舉結束之後，所有人都認為在800名新產生的選委中，梁家傑肯定可以找到超過100個提名人，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現在，每天的政治新聞，都離不開梁家傑的名字。批評曾蔭權施政，向中央官員發話，縱論民主發展，評議公共政策，梁家傑的一言一行，都要在報章的政治版佔上篇幅。很明顯地，對於梁家傑和他的競選班子，選戰已在進行。
如果行得通，起碼可以減輕香港產科服務的壓力：只有付得起昂貴費用的內地孕婦才會來港分娩；假使人數仍是很多，香港可以利用額外的收入增設產科醫院，保證本地孕婦得到優先照顧。再進一步說，這些較富裕的內地孕婦在港所生的孩子日後要來港生活，也不會成為香港沉重的負擔。
政府關於「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公眾諮詢已經結束，當局共收到超過200 份書面意見。政制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在研究和分析收到的意見後，當局將於明年上半年公布建議的未來路向。據說當局希望明年7 月1 日第三屆政府就職時，可以最少有一部分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到位。
按當局的現行政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八間大專院校下學年應提供共27,700 個學生宿位。但是，八間院校現有宿位總數只達21,400 個，即下學年將欠6300 個。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大學宿位短缺問題向當局提出質詢。教統局長李國章回答時表示，各大學興建學生宿舍的計劃倘得到落實，宿位總數將增加約6400個，目前的宿位短缺問題因此可望解決。
上星期我在本欄討論政府對民望的態度與施政的關係，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和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的有關論點。這又引來了王家英的反駁：他11月18日再在《新報》發表題為〈民望、普選與政黨政治〉的文章，指我「對美國總統和香港特首面對的民意政治處境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竟然全無警覺，反而混為一談」，更質疑我是「因特殊政治動機刻意如此」。作為一位學者，辯論問題竟要訴諸「動機論」，不禁令人失望。
余若薇以「西九、銷售稅、添馬艦、學券」為例，說明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因為「缺乏民意『優先批核』」，所以沒法推行「新政」。這話怎說？譬如學券，假如曾蔭權是經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有了選票的認受性，現在要推出他的學券制，是否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呢？抑或即使有反對聲音，曾蔭權仍可以勇往直前，毋須理會民望下挫呢？又抑或余若薇認為，如果有競選，曾蔭權早就應該把他構想的學券制放在他的選舉政綱裏，包括所有細節(例如獨立私立幼稚園不受惠)，這樣一當選後，他就可以依着選舉政綱施政，不用「畏首畏尾」呢？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對於立法會各黨派一致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批評，這是為了選票，置下一代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批評，各黨派的議員當然要反駁。反駁的主要論點，是議員經選舉進入議會，政府卻不是由選舉產生，所以議員比政府官員更貼近民意。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就應該尊重政黨和議員反映的民意。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
曾鈺成 TSANG Yok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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