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章專欄

媽媽──寫在第二個沒有媽媽的母親節(下)

2018年5月13日 《大公報》

我沒見過外公和外婆。媽媽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他們全都住在廣州,只有媽媽跟隨我爸爸來了香港。媽媽說,外公在生時是很有名望的牙醫,是正式具有專業學歷的第一代;兩個舅父繼承了外公的衣缽,在解放前已在廣州當牙醫。解放後,他們留在廣州,小舅父加入了政府醫院服務,大舅父則繼續私人執業。姨媽是執信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師。

在1960年代,媽媽每年都到廣州一次,主要是為了給親人送他們缺乏的日用品和食品。媽媽用一根擔挑,擔著兩個比小孩還要高大的麻包袋,裏面塞滿廣州親人需要的物資,包括豬油、沙糖、麵餅、衣服、清潔用品和我們的舊玩具。她獨個兒長途跋涉的把這些物資送到廣州(當年未有直通車,要在羅湖辦理出入境手續),爸爸只能送她到尖沙咀火車站。

我讀大學二年級那年的暑假(1966年夏季),決定陪同媽媽到廣州探親。當時很多人都說,給香港政府留下了曾經到過大陸的紀錄,會很麻煩,起碼別想做公務員了。於是,我和媽媽搭夜船到澳門,第二天清晨上岸之後,從澳門乘長途汽車往廣州,至傍晚抵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媽媽兩人一起旅行。在車上的七個鐘頭,我和媽媽並排而坐,大部分時間各自瀏覽兩旁窗外的景物,沒有想到兩母子要利用那機會多談幾句。

在廣州的兩個星期,我們住在小舅父家裏。那時內地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文革尚未開始,人民生活正在改善。小舅父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牙科醫生,他太太是工廠裏的行政人員,一子一女正在讀小學。他們一家獲分配的醫院宿舍,有一廳兩房,一廚一厠;厠所裏還有抽水馬桶,比要倒夜香的學士台先進多了。他們把孩子的房間讓給媽媽和我,兩個孩子晚上在廳裏睡。

我在廣州出生,兩歲便來了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回廣州,第一次見到姨媽和兩個舅父。相處十多天,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個舅父和姨媽各有個性:大舅父豪邁灑脫,略帶滄桑;他顯然交遊廣闊,而且人緣甚佳,走到那裏都會有人過來跟他打招呼。姨媽和藹而有威嚴,又相當幽默;跟她談話,既感親切又有點緊張,可一定不會沉悶。我私下笑媽媽說,為甚麼她沒有像姨媽的氣質?

和我接觸最多的,當然是在家裏接待我們的小舅父了。這位小舅父正直爽朗,還有點單純。我發覺他很愛讀書,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都很豐富。他知道我喜歡數理,給我講錢學森的故事,鼓勵我大學畢業後到外國留學,學成後回國服務。他說,國家很窮、很落後,但他相信國家走的路是對的;他對政府充滿信心,對國家充滿希望。他的一對子女,活潑可愛,樸素健康;年紀輕輕,已十分懂事,並且知道立大志,想著長大後要到國家最艱苦的地方去,參加現代化建設。和小舅父一家人相處,感受很新鮮,很舒服,令我思考許多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

日間,舅父和舅母都要上班,兩個孩子要上學;大部分時間是媽媽和我兩人自己出去遊覽。那兩個星期天氣很壞,幾乎每天都下大雨。我們兩母子冒雨遊羊城,倒別有一番風味。媽媽畢竟在廣州生活過,而且每年回來一次,對各個景點還算熟悉,可以充當我的導遊。但我們在遊覽時談論的話題,並不止於周圍的景物;我見多了,想多了,要跟媽媽討論的東西也多了。

在廣州回澳門的車上,我們仍是很少交談;不是因為沒有話題,而是我要思考的問題太多了。我在車上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沉思,窗外的景物也沒注意。

兩個星期的廣州之旅,改變了我的一生。我發現了我的祖國;我重新發現了我的媽媽。

但是,這個祖國,原來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不但我不了解,連愛國、善良、正直的小舅父,飽讀革命書籍的小舅父,也不了解。

我們從廣州回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便爆發。這場十年浩劫,摧毀了無數家庭,包括我小舅父的一家。一個本來充滿幸福和希望的家庭,一下子從天堂掉進了地獄,家破人亡。小舅父一個人要離家下鄉,不能再在醫院工作;舅母在工廠裏挨鬥,積憤成疾,壯年病逝;一對子女失去了學業和家庭,被迫幾乎要跟父母脫離關係。

媽媽顧不及為廣州的親人難過,因為對她更直接的打擊,同時在香港發生了。十八歲的弟弟和十六歲的妹妹,相繼在自己的學校裏被捕入獄。

多年後,一位讀歷史的朋友和我談起那荒唐歲月,有這樣的感嘆:「你在廣州的親人因為是『右派』而要受苦;在同一時間,你在香港的親人因為是『左派』而要受苦。多大的諷剌!」我想,媽媽根本不明白甚麼是「左派」、「右派」,不知道苦難為甚麼忽然降臨到她的子女和親人身上。

待到那荒唐歲月終於過去,中國已是另一個世界,香港也完全變了模樣;我們和小舅父兩家人都不能回復到以往的平常與純真;我們失去的,已無法尋回了。

但那段日子也給媽媽帶來了一份意外的奬賞。在她最感孤寂無助的時候,她獲聘任為小學教師。那是媽媽最喜愛的工作;她教學生,比教自己的子女更有耐心和愛心,絕不會用搗衫籐條去抽學生,或者用鉛筆插他們的手指(不是因為怕犯法:香港到1991年才立法禁止對學生體罰),大概是因為她的學生比她的子女聽話聽教,沒有像我這樣愛駁嘴的。

媽媽活到九十三歲。大舅父、姨媽、小舅父和爸爸都比她先離世。爸爸走的時候,媽媽的腦退化症已經很嚴重了。在醫院看著爸爸停止了呼吸;從殯儀館到山上送爸最後一程;望著爸的骨灰盅放進龕位─媽都沒有流下一滴眼淚,沒有任何情緒反應。如果她真的感覺不到悲痛,也算是福氣吧。

爸走後,媽在弟弟家裏住了一段時間。出了幾次事之後,我們知道她需要廿四小時護理,便把她送進了護老院。她沒反對,沒表示不高興;她一生都是這樣,默默地接受命運,接受別人給她的安排。

住進院舍初期,她的活動能力還不錯,可以跟我們和其他探望她的親友說笑,跟院友們一起唱歌、在輪椅上做些運動。我們小時她教我們唸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足有三十句,我唸一句,她可以接下句,直至唸完。我們還可以用輪椅把她推到院舍附近的酒樓喝午茶,讓她吃最愛的花生炆雞腳。

漸漸,這些活動都不行了。她只能卧在床上,對探望她的人反應也愈來愈少了。我給她扮鬼臉,就像我很小的時候她接我放學時在課室門外給我扮的鬼臉;但她只會怔怔地瞪著我。我坐在她床邊,對她說甚麼她都不回應,這是她對我愛駁嘴的最後懲罰。

 

媽媽摟著我和弟弟,對我說:「你是我的心肝椗。」對弟弟說:「你是我的蜜糖埕。」

「媽媽,死是怎樣的?」我問。

「死了就是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媽媽有一天也會死的。」

「不要!不要死,媽媽!」

05 媽媽和我在廣州

媽媽和我在廣州(196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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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第一次到北京旅遊(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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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在彈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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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在東莞擁有一間別墅,和爸媽在那裡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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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最後一次旅行(2005年4月,肇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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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住進院舍初期,親人探望(站立者左起第二、第三人是小舅父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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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在院舍的後期(左三和右二依次為小舅父的子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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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ply »

  1. 1、講真話的結果=傷感!
    2、媽媽彈琴的手形很正!
    3、兩兄弟像媽媽就好了!
    4、想有出息如主席,就要學會駁嘴=對手是獨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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