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1日 《學苑》

訪問：黃紹倫、朱培慶、李明堃

曾鈺成同學畢業於聖保羅男校，港大入學成績三科優異。六八年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六八——六九年任數學系導師。六九年夏季任教香港培僑中學。

這位最高學府的出色同學怎樣變成——像我們說的——「左仔」？

一級榮譽畢業，他怎樣處理他的出路問題？

他怎樣會選擇任教培僑中學——待遇和地位都比較港大助教低——作為職業？

這些，或者是港大同學和讀者所感到興趣的罷。

這個訪問，嘗試替讀者們找出問題的答案。

下午五時。

曾鈺成家在北角一所舊式大廈的三樓。走在二樓的樓梯間，聽見瞭亮的歌聲，循聲叩門，開門的是一個中等身材，短頭髮，戴眼鏡，面龐清秀的青年。

他迎我們進入一個小客廳，兩張綠色的梳化，靠牆處一面五呎見方的黑板，側面一卷大畫，畫裏一頭炯炯有神的兀鷹，畫上的字蒼莽雄勁，但觀摩不着字形，畫下一面四呎高牛皮大鼓，几上有本朱自清的「蹤影」，像剛翻過。

邊用茶邊打開了話匣。

「多謝你給我們訪問。我們希望了解你的思想轉變過程，你對大學生活及其後任職數學系導師觀感，和你怎樣決定放棄導師改任培僑中學教席的。」

「這個……說起來長篇。」

曾鈺成聲音有些沙啞。他搖着帆布安樂椅，壁搖着，壁沉思，像把記憶從歷史裏搖回來。

從聖保羅說起

中五中六兩年，接觸到從港大畢業的幾位年輕教師。對他們的作風我感到很不滿。

他們任教的第一年通常都很積極，日子久了便漸差勁。好賭、蛇王、頹廢、教學態度輕挑……都現了形。教師和同學研討馬經的很多。

調子唱得高一點，這幾位先生沒有理想。

我想過入大學，但不知為什麼。

賭王曾

考入大學，得了生活津貼，生活亦漸好轉。

我在盧押堂寄宿，由於入學成績好，人們都把我當Scholar辦，又以為我祇顧咪書的。我間中喜歡玩紙牌，便得了個「賭王曾」的名號。其實誇張了。

宿舍內「大仙玩新生」的把戲，令人咋舌。既傷「大仙」人格，又損新生自尊心。要好的朋友雖然有，但很少能推心置腹。

賭王曾整理着回憶，說話流暢起來。

返廣州

父親在中華總商會任職，家裏訂了文匯報。中六那年我看的主要還是南華早報。

同學知道我父親任職中總——其實那個時候中總的政治色彩不濃——言談間便時有取笑，又要我講國內問題。這間接促使我多看文匯報，多了解國內情況。由於和內地消息時有接觸，說起共產黨，便不會和現在一般人一樣：所謂「談虎色變」。

大一，返廣州——我本來在廣州出世，兩歲時來港。我和家人同去；家人說：返過大陸，將來去外國會有問題。但我沒有顧慮到。

這時候，文革還未開始，但四清運動卻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了。從中學老師口中，已聽過不少國內人民「悲慘生活」的描述，以為人們會惶惶不可終日，親自經驗過，才發覺他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和道聽塗說的很不相同。舅父服務於公立醫院，生活條件算比較好，他和我談史太林和很多其他問題，令我耳目一新。街上碰到的人都給我很親切的感覺。廣州的風土人情留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回到香港，立時發覺強烈的對比。這時剛巧大水災(筆者按：好像是「雪麗」闖的禍。)我一股勁走遍很多大水災場，想了解災民情況。到過北角難民營，又跑上摩星嶺。聽他們說：他們分到的救濟金第一件事便是買個鐘，因為派飯的車不理三七二十一，鐘點一到便開走，誤了鐘點的祇有把肚皮紮緊。飯是在公廁旁邊派的……。左派報紙本來有報導，親眼看過才相信。

五月風暴——六七年

二年級，因為不用考試，放在書本上的時間比較少，和同學混的比較熟。覺得他們想法自私，光打響自己的算盤。我看報比前多，常和同學談論時事，文革亦是話題。對祇顧讀書「不問世事」的同學我很看不起，覺得他們「俗」，其實，我自己沒兩樣。

五月，爆發了新蒲崗事件。最初根本不知其事。中區看見穿白衫藍袴子的學生操過，覺得並不如人們所形容一般恐怖可怕。

宿舍內有辯論過新蒲崗事件和相連的問題——電視看到的很逼真——例如在吃飯時間，論辯的時候，我並不完全孤立。當時對事件認識還不深，對大業廠工友的同情，亦多自感情出發。

因為父親認識培僑中學校長，有了這個關係，我和培僑中學亦接觸漸多。對學生們甚覺好感：熱情、樸素、純真、無自私自利，不矯揉造作，給我很大吸引力。我上培僑玩耍的次數漸多，亦漸發生了感情。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參加培僑校內舉行的國慶慶祝大會。五星旗升起的，週圍的人感情激動……我深深覺得，我是屬於祖國的……

「細佬」曾德成因為在校內散發煽動性標語和招貼，被捕了。(筆者按：曾德成亦肆業於般含道聖保羅男校。)他的事我半點不知道。不但同學，甚至家人都懷疑是我指使的。其實，知弟莫若兄，我深信他的行動，完全出於自發。假如事先知道，我會勸他不要盲來。當時商台還暗示了「細佬」這一着，是父親為了在中總進身舖路擺佈出來的。對這種惡意歪曲說法，我們很感憤怒。

港大校內好像也出現過假彈，又出現了「新港大」。由於中學時和同學們編印過筆記，有人便懷疑「新港大」內有我份。很多同學都和我疏遠起來。

三年級很感苦悶，不但由於週圍的人，而且由於出路問題。

那一年用心讀書，結果——想不到——考了個First Class。因為未有仔細考慮過出路問題，便想：姑且邊做邊學，多讀一年吧！我申請了Math Demonstrator，結果成了。

二年級時讀過一些馬克斯，恩格斯和毛澤東的著作，我專揀較哲學性的看，很多時囫圇吞棗，沒有看得懂。學苑上面看過「龍戰」——我沒有機會認識這位作者——寫的很多歷史稿件。其中有一篇提及皖南事件，講得不盡不實，令我發生懷疑。我翻查毛選，發覺敍述皖南事件的資料，相當豐富，可靠性很高。我對近代史研究漸多。對自己亦發生了疑問，有了給自己革命的要求。我開始相信馬列主義、相信無產階級事業……

抉擇

大學裏面，我負責的是一年級課程。

課後同學和我談話——談數學——的很多，但談後我很覺苦悶。

和同學來往較多——吃喝玩樂，生活較以前奢侈，用錢尺度亦寬了。但覺得和自己的理想很矛盾。

我這樣想：助教沒有什麼意義，頂多盡責把份內事做好。又想：理科對同學精神壓力特別重，如果我幫助同學把功課搞好，也好放闊他們的眼光，幫助他們進步。

我申請去美國讀書。

原因之一是美國的學生運動，發展得相當蓬勃。我希望可以在美國得到更多磨練自己的機會。

但我一直沒有逼切到美國去的慾求，亦懷疑因為自己家境的關係，會去不成。所以到要決定的時候，一再拖延，終於，去美國之路亦斷絕了。

心裏有幾種想法：

做導師對自己的認識，沒有幫助。

私校教師的境況怎樣，亦已經認識到。

怎樣走呢？

我和程介明——亦是港大畢業的培僑教師——和培僑校長多次傾談，他們都贊成我到培僑教書：我這類英文好的教員對培僑會有些用處。

醞釀到培僑去的意思在那一年的前半年漸漸成形了。

其實，到培僑去並不算太出奇的事。青年人生活條件不高，待遇是差了一點，但我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我到培僑聽了好幾節課，逐漸覺得一切都很自然不過。

我暗暗地決定了要到培僑去，同事和同學們都不知道。

在培僑的半年

進了培僑，感到很高興。

事務和以前差不了多遠。

課餘生活很豐富，完全沒有「低級趣味嘢」。談心啦，打波啦。談話多數突出政治。同事間矛盾是存在的，不過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整體上說，同事間是團結的。

我擔任過代班主任，同學和班幹事們都很熱情的主動的幫助我，和我談心。我對同學有一定的感情。

我教的是物理，因為不是本科，所以相當吃力。不過很有意思，說到成績，真的談不上；不過，這半年來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

扯到培僑的教育和學生組織

培僑的教育主針，主要是使受教育者德育、體育和知育得到發展，使他們成為有文化的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勞動的青年。

學校對文化絕不輕視。這兩年學生的會考成績差主要是因為同學輕視會考。(一九六七年前以前，會考合格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學校強調文化常識，提醒同學讀書。

校方重視同學德育的發展。提倡禮貌、紀律、助人。學校高班和低班分成很多兄弟班。兄班和弟班一起旅行，考試時兄班給弟班同學溫習功課。兄弟班要「值週」——每學期兩三趟，每趟一週，每日上午上課前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清潔廚房、打掃課室、弄菜、檢查課室。週末總結勞動觀點，各同學報告勞動心得。除了「值週制」外，還有班內的值日生。不但同學，老師亦參加早起勞動，校長亦不例外。

學生尊敬工友，尤甚於尊敬老師。老師們亦很尊重工友；他們年紀多數都很大，在校內服務多年。這種尊敬工友的態度，可以反映師生對勞動的評價。

政治掛帥？

每早有八個字時間「讀報」，由同學自由看報紙。通過學校他們可以訂閱文匯和大公報，但不是強迫性的。除了大公文匯之外，閱讀其他報紙，例如華僑、明報，校方不贊成，但亦不禁止。思想工作祇能說服，不可壓服，不是嗎？我們反對學生看電視，但不嚴禁他們看電視。我們不打駡學生，堅持說理原則。除非在外面勾羣引類打架。

學生會還組織了廣播，在早讀課時，廣播新聞時事。至於較低年級，則由老師講世界大事。

學生準備考試功課時候，可以不看報紙，看自己的書本。

教師和同學間隔閡少。一個因素是家訪的推行——班主任到同學家裏訪問。一般來說，班主任要做完所有家訪。

除了早讀外，其他的課都屬正課。

沒有純粹講政治的課。講近代史時，難免要涉及政治了。國文課本內課文觀點有毛病的，我們拿出來批判。毛選的著作，我們每年選幾篇當教材，讓同學學習。(我們用的教科書，都和一般中文中學所採用的無異。)我們進行自己編彙教材，但相當困難，不過，一定可以漸漸克服。班上同學自己組織了座談會，討論時事，每三星期一次，班主任亦列席。

學生會組織的活動，包括廣播和其他文娛活動。活動組分舞蹈組、機巧組、民樂組、乒乓球組等組別。每組有幹事，由老師負責擔任。

每班有班主席，下面有文體股、學術股、宣傳股等班幹事，每行有行長。班會負責推動班事務和組織班活動。

同學怎樣看待他們的出路問題？

學校不鼓勵同學輕視文化，但不少同學希望畢業後當工人(亦是這一兩年的現象)，所以對中學會考亦不重視。其次，「愛國機構」需要的人手很多，同學畢業後，不必會考證書也可以尋到職業。畢業之後想繼續進修的不多。有些同學希望留在學校教書。大體上來說，校友佔教師的大多數。

學生人數本來不過千多人，經過六七年後，已經增多至三千多人，並發展至五個單位。在上水的分校，極受鄉民擁護，學額全滿。由於培僑的經費，完全自給自足，所以學費難免要較官校稍高。但不少工人家長還是把子女送來受教育。他們信任我們：子女在這裏讀書，不虞會變成飛仔。即便最頑劣的孩子，來到培僑，受到集體的影響，生活也變得較正派，較樸實。這是工人家長最高興的。

香港前途

香港一定會歸還中國。但我們不作時日估計。我們在香港要努力做一番有益祖國，有益人民的事業——即使解放未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