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3日 《亞洲週刊》第30卷 26期 專訪

文: 亞洲週刊研究員雄學琛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下任特首需具備的條件，但他沒表示自己是否要問鼎特首，也沒表態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他認為香港的管治問題當中，普選是主要矛盾，如果不解決，其他的次要矛盾也就更難根本性地解決。

走進曾鈺成位於香港立法會一樓那偌大的主席辦公室，第一眼看到的是牆上掛著大幅由名畫家韓石畫的「老虎畫」，桌面醒目地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 ；正對著左手邊掛著虎虎生威四個大字。曾鈺成在二零零八年十月首次當選立法會主席，至今快八年了，見證著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遇到的挑戰。他是香港第一大建制派政黨民建聯創黨主席，此前曾經擔任香港培僑中學校長。六月十一日，曾鈺成在辦公室接受了亞洲週刊的專訪。

第五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定於明年三月舉行，政圈一直盛傳曾鈺成意圖問鼎特首大位，他朋友擔心他與人爭位，於是借袁克文的名句「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勸說他不要出來爭位。當被詢及會否參與下一屆特首選舉，曾回應指：「退休就是更上一層樓，我有自知之明。」六月十三日，他在《AM 730》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出了個燈謎：「寬掌彩綢，無財暗卜」，稱謎底揭示了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玄機，充滿了想像空間；他亦拒絕表示是否支持特首梁振英連任，說因為當事人還沒有說要參選。他認為下一任特首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中央要信任；二、市民要信任；三、要有管治能力。

立法會選舉與特首關係

對於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結果和下一屆特首選舉關係，他分析道：「這個講法就有兩種，一派認為九月份大勝，梁振英先生就一定連任，另一派就說如果大敗，就一定連任。但我始終不覺得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如果倒梁派在議會裡面佔盡優勢，那麼中央也可能覺得這就更需要梁先生在政府裡面，不然就會一面倒。」

曾鈺成說話條理清晰，反應很快，在訪問中臉上始終帶著微笑，但當談及到他弟弟曾德成在一九六七年因派發反英傳單被捕一事時他的臉色就顯得相當沉重。一九六八年是曾鈺成生命中的轉折點，他當年考獲獎學金，原擬美國繼續升學，卻遇全球學運浪潮，緊接文革十年，「六七反英抗暴」時，他弟弟曾德成更因張貼標語被捕入獄，香港大學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的曾鈺成一怒之下放棄去美國留學的機會，加入親北京的學校教書。他形容，他在「那時代背景中成長，無法和那個時代完全脫離」。那段經歷在他的政治信仰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曾鈺成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他認為「凡是只要是進步的力量一定都會是向前發展的，凡是落後違反歷史潮流的東西，遲早也要被推倒」， 而一國兩制在他看來始終都是處理國家和香港的關係最好的設計，「長遠而言困難會迎刃而解，除非一國兩制本身是錯的」。

矛盾的內因外因交纏

曾鈺成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就有矛盾，否則就不需要兩制，而研究如何處理矛盾是一個嚴謹的科學問題。在毛澤東的矛盾論分析框架下，「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會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反國教、佔中、否決政改、旺角騷亂一系列事件出現，除外因如外國勢力以外，都有內部因素存在。因為外因是一直存在的常數，所以內因才是出現變化的主導。

他認為「內因」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就是香港自己社會內部矛盾。曾鈺成說：「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經濟總量增加是相當穩定，但發展的成果並沒有讓每個階層都分享到，所以貧富懸殊嚴重了，令很多年輕人覺得社會越來越不公平，但由於香港過去一直強調崇尚自由經濟，社會做得越少越好，所以社會出現比較嚴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時，政府未能有效地去緩解這個矛盾。」當政治社會經濟存在問題未能解決，於是就造成了許多積怨。另一方面就是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融合越來越深入時無可避免出現的矛盾，「像最初開放自由行之時大家也歡迎，但後來造成本地人的矛盾越來越頻繁的時候未處理到，就出現排斥內地遊客的情緒」。然而政治與經濟的矛盾，好多時候兩者是分不開，政治制度上缺陷會影響到管治，如有些經濟政策缺乏政治能量也不能實現。他說：「政治方面最核心問題是要解決普選問題，普選問題未解決，其他政治問題大家就不會有興趣去研究。但這是不是政治搞不好，就完全搞不好經濟？這又不可以去到這麼極端。」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

因此「管治問題當中普選是主要矛盾」，如不解決，其他的次要矛盾也就更難根本性地解決。然而要解決普選問題就須處理好中央和泛民主派的關係；作為立法會主席，他一直盡力創造機會讓立法會內各黨派，特別是泛民主派，與負責對港政策的中央官員進行溝通和對話，以增加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在他努力下，立法會組織了幾次到內地不同地方的考察，包括和廣東省政府討論經濟合作和環境保護，也到過上海參觀二零一零年世博會。當社會熱烈討論政制發展的時候，立法會先後到訪過上海和深圳，製造機會讓中央高級官員和泛民主派議員交換了意見。然而，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仍不斷惡化；本土派的冒起更觸碰中央最敏感的神經，當中央因憂慮國家安全問題而採取更強硬立場時，就會為本土派滋長提供土壤擴展，反之中央會更強硬，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一國兩制隱含矛盾

對於這個困局，曾鈺成分析指，「如果我們真的掉進這個惡性循環中，真正受到破壞的是一國兩制，如果兩邊也拉得很緊的話，一國兩制受到的張力也特別大，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中央政府是要堅持一國兩制，大部分的香港人也這樣認為，覺得一國兩制是最好的，除了少數的港獨分子。」他同意中央和泛民存在根本上的分歧：「一國兩制隱含著矛盾，雙方都要有讓步才行，如果都拉得很緊，一國兩制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去到一個地步，中央覺得要繼續維持一國兩制，國家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又或者香港人覺得行一國兩制，香港核心價值被抹殺，那麼一國兩制就很難繼續存在了。」

要緩解矛盾，沒有其他途徑，只有多溝通和對話。他說：「大家都要承認歷史現實，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和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兩者之間的互相信任未曾去到令一國兩制成功的高度，就是說一國兩制要繼續運作需要更互相信任，政治現實就需要更多溝通和對話。」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較早前訪港，其間和泛民主派有直接交流，之後多名泛民人士都對曾表示說：「 張德江都這樣說，以後你不找我，都要找一下中聯辦。」他覺得溝通是一種手段，最終都是觀念問題：「中國同美國也是根本分歧，共產黨與國民黨也有根本分歧，但是否代表不能夠溝通呢？是否代表就能夠只靠打仗呢？是否能夠互不理睬呢？在國際、兩岸關係，大家都知要去建立溝通，建立共生關係，更何況是一國兩制，更加可以吧！一國兩制十九年了，說短不短，說長不算長，到明年就準備慶祝二十週年，大家需要比較恆常地進行溝通對話。」

曾鈺成曾希望憑著立法會主席的身份，可以促進各個黨派同中央溝通，做到雙方溝通經常化，但回顧這八年，過去也到過內地訪問，即使每一次雙方感覺良好，但之後未曾能夠做到正常化、經常化，他寄望下一屆立法會可以做到。「為什麼溝通性活動總是一次過，就無後續？我做得不夠好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客觀因素就是選舉，就是大家都要計數，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吃飯，泛民議員願意來嗎？會對他們選票有利嗎 ？」他分析道。

相信北京了解香港民情

他不同意坊間一些聲音指北京不了解香港民情或出現偏聽情況：「香港是個開放社會，不可能拿杯水給北京，卻說成是杯酒，這是不可能的。很多香港人也會同意國家領導人智慧甚高，能管到如此複雜的中國都是久經考驗的，不可能騙到他們。最近張德江來港的講話，我就覺得他非常聰明，清楚香港發生的事，這是非常明顯的，沒有任何理由要懷疑北京對香港民情不了解。」但他同時認為：「了解歸了解，熟悉香港事務的官員能夠與持異見者對話與溝通，對於令一國兩制更順利會更有用。」

新興建制團體需經考驗

對於新冒起建制團體批評傳統建制派立場不夠「堅定」，他表示會反求諸己，引以為誡，亦明白「有好多屬於建制派很長時間的人，都不同意民建聯做法」，但他「尊重和明白他們」；對於部分新冒起的建制團體的批評，他認為他們「未經過時間的考驗，而且有操守的問題，說得難聽點就是投機主義，我們就要好謹慎去處理和他們打交道」。

曾鈺成二零零八年開始連任兩屆立法會主席，被公認為做事公允，頗得民心，但他並不喜歡外界稱他為「開明建制派」：「我不喜歡標籤，好像凡是從政，就屬兩大陣營，不是建制派就是泛民主派，建制派就一定反民主，泛民就一定反北京，一國兩制就不應該這樣分法。真正愛護一國兩制的人，不論是泛民也好，還是建制派也好，都是開明的，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個很開明的構思，如果不是鄧小平當年有個開明的頭腦，也不會提出一國兩制這樣的東西，所以我不會覺得只有我開明，或整個建制派都不是開明的。」

曾鈺成一路走來所承受壓力不輕，就如當年他在港大承受歧視左派的異樣眼光，甚至有聲音覺得曾鈺成不再是建制陣營，他對此十分淡然，他說：「凡是有人提意見，那麼我就自我檢查，看他們說得是不是對。在英國保守黨是執政黨，難道和（首相）卡梅倫意見不一樣就不算是執政黨一分子 ？ 即使意見不一樣當然都算執政黨。」被詢及會否因此不開心，他說這「聲音一直都有，甚麼聲音都有，何必去討論呢？ 」

在二元分化的環境中，無論建制抑或泛民的溫和派的角色都吃力不討好。但他相信溫和派受壓不會持久：「溫和派受到壓力，相信不會持久，中央有些人說硬，要收緊，但最近張德江委員長來香港發表的言論，大家都同意是吹和風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否則只會拉斷這條彈簧。一國兩制的成功不可以只靠中央單方面決定所有事，他們明白這件事，這就變成大家有協商空間了。」曾鈺成接著說：「中國有一個傳統智慧就叫物極必反，我就正在等這個物極必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