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 《E 周刊》 只道天涼

「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與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這段話是司馬光在寫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對王提出的勸諫。介甫是王安石的別字。

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起初新法得到較多人的支持，但推行不到一年，便引起了各方非議。司馬光與王安石素有交情，眼見變法盡失人心，於是寫信向王安石提意見。

司馬光的信長達四千字，開宗明義表白是以朋友的身份向王安石提出忠告。他一再稱讚王安石是「大賢」，誇獎他「才高而學富」，「智與賢皆過人」。然後列舉了許多事例，說明因為王安石「用心太過」，變法效果惡劣。接?又引述了先賢從諫納善的例子，指出王安石對曲意逢迎的人親而禮之，對意見不同的人卻辱之逐之，是「自信太厚」。

王安石看了司馬光的信，完全不服氣。他給司馬光的覆信，就是聞名於後世的《答司馬諫議書》。全信只有不到四百字；王安石把司馬光批評他的意見歸納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至「天下怨謗」。王安石對這些意見一律拒絕接受，逐一反駁，並表示在推行變法前，早就料到會有很多埋怨的聲音了。

王安石變法終於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後世論者有不同的分析，但大多數都認為原因之一是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拒絕接受不同意見，不能團結各方人士，令許多原來支持他的人紛紛變成敵人。他的另一個好友曾鞏形容他「勇於有為，吝於改過」。程頤則說：「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有的人把變法失敗歸咎於司馬光等保守頑固派的反對。可是，當時的反對派絕不是少數人；除了司馬光之外，還有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文彥博、范鎮等名留後世的飽學之士、朝廷重臣。這些人不可能都代表社會上的頑固勢力和既得利益者。

正如司馬光所說，「方正之士」都反對王安石，他惟有依靠「諂諛之士」。這些人胡作非為，令人們對變法更加反感。程頤說：「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王安石曾經信任的呂惠卿、曾布、鄧綰等，都是聲名狼藉之輩。其中鄧綰有「名句」：「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成為後世專指庸官厚顏無恥的用語。

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還算互相敬重，始終沒有因政治立場相反而加害對方。可是，由他們引起的黨爭，卻在二人死後延續不斷，新舊兩派互相打壓，令朝廷撕裂，政風日壞，加速了北宋的覆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