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

最近有人問我，擔任立法會主席期間最遺憾的事是什麼？我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我在2008年10月首次當選立法會主席。大約在十個月前，中央政府宣布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其後立法會的選舉也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消息傳來，不少人感到雀躍，包括一些泛民主派人士。然而，我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達成共識的事。

較早前，我曾與一位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談話。他對我說，與（根據《基本法》第68條）全面普選立法會相比，（根據第45條）普選行政長官是較為「安全」的，因為《基本法》第45條規定了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程序，這就有了「安全網」。這位官員很有信心，提名委員會不會讓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人士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當時我就知道，在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時，候選人的提名辦法將會引起極大爭議。在這問題上，如果中央政府與代表不同港人利益的人士（尤其是泛民主派）不能進行真誠和有意義的對話，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同時我亦相信，如果我們在2017年不能普選行政長官，將會嚴重打擊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因此我認為，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應該盡力創造機會，讓立法會內各黨派，特別是泛民主派，與負責對港政策的中央官員進行溝通和對話，以增加達成共識的可能性。

我們有過令人鼓舞的時刻。立法會成功組織了幾次到內地不同地方的考察：跟廣東省政府討論經濟合作和環境保護；到四川省了解地震後的重建工作；也到過上海參觀2010年世博會，並特意乘了一段高鐵，感受它的技術和效率。當我們熱烈討論政制發展的時候，立法會先後到過上海和深圳，中央高級官員與泛民主派議員交換了意見。

然而，儘管有這些交流活動，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仍不斷惡化。結果大家都知道：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落空了，「一國兩制」能否持續發展也成為疑問。港人開始為2047年之後的前景感到憂慮，甚至擔心在2047年之前失已去「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要成功落實，港人與中央政府之間需要建立比現在更多的互信。香港和北京都有不少人相信，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事，包括雨傘運動、旺角事件、否決政改方案等，都是有外國勢力策動或支持的；他們認為，香港要向前發展，就必須有效地阻止反對派繼續製造麻煩，例如用選票把反對派議員逐出議會。

與此同時，在泛民主派陣營中，有不少人深信，只要中國一天仍是由中國共產黨執政，香港都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他們認為，中共本質上是反民主的，故此他們與中央政府根本沒有對話的基礎。

這兩種觀點我都不能同意。我認為「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最好的出路。一方面，中央政府應該明白，要讓「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便要接受香港總有反對派存在，而且反對派總會得到相當一部份港人的支持。如果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做出一些令港人反感的事，反對派會得到更多支持。一味打壓反對派，並不是保證「一國兩制」繼續走下去的方法。

另一方面，泛民主派亦必須接受一個事實：「一國兩制」是中共創造出來的政策。如果泛民主派以為中共很快便會垮台，那是非常錯誤的想法。「一國兩制」之所以仍然存在，正因為中共仍然相信「一國兩制」不僅對香港有利，而且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一旦中央政府認為維持香港的制度對國家是害大於利，他們就不會繼續讓這制度維持下去。

中國政府應該看到，香港與內地存在不少差異和矛盾；而正是因為這些差異和矛盾，我們才需要「兩制」。中央政府必須包容在港的不同價值觀；同時，港人亦必須明白，中國將按自己的方式繼續發展。

回歸十九年來，香港與內地的矛盾似乎變得越來越大。在回歸初期，我們都相信，隨著國家越來越開放、自由和民主，港人對國家的認識越來越深，相互之間將有更多的理解、信任和包容，有效地推動「一國兩制」向前邁進。不幸地，事情的發展似乎相反。

對於過去幾年發生的事，中央政府可以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問題是香港社會內外的敵人造成的；為了阻止這些敵對勢力繼續破壞「一國兩制」，中央政府必須收緊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中央政府也可以有另一種看法，一種我認為較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看法。毛澤東認為社會的內在矛盾是推動社會變化的基本動力，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外因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因此，最根本的問題，是要處理好社會的內部矛盾。

如果將注意力放在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上，放在回歸以來形成的香港與內地的矛盾上，那麼我們很自然要問，我們怎樣可以解決這些矛盾，讓「一國兩制」繼續前進？

還有幾個月，我就從立法會主席的職位退下來了。我離開立法會時，最遺憾的事是我沒有成功推動立法會議員與中央政府建立和諧的、有建設性的關係。我希望下一任立法會主席，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決心，和立法會裡各黨派一起為香港創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