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8日 香港電台《香港家書》

文：

立法會又一個立法年度結束了，前兩天我給傳媒做了年度總結。

每年立法年度總結記者會上，我都會被問到怎樣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過去幾年我都表示，我不認為行政立法關係十分惡劣，非改善不可。我認為，行政立法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壞也壞不到哪裡。好不到哪裡。好不到哪裡，因為立法會的職能就是約制行政當局，不可能凡事遵從行政當局的旨意。

雙方的關係也壞不到哪裡，因為雙方都要向市民負責；行政當局的政策建議如果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立法會不可能拂逆民意予以反對；反過來，立法會提出的建議倘若反映了廣大市民的訴求，政府不能不積極回應。行政立法雙方不可能一味對抗，令施政一事無成。

但過去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確實令人覺得行政立法之間──或者準確一點說，反對派和行政當局之間──的對立關係，已發展至嚴重妨礙雙方合作的程度。

去年十月立法會剛復會，泛民議員便宣布，為還擊政府對付雨傘運動的強硬手段，要對政府展開全面不合作運動。

本年度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開始審議政府的撥款申請時，泛民議員擔任的小組委員會主席決定改動政府當局提出的審議次序，把政府要優先處理但有議員反對的項目押後，先審議爭議較小的民生項目；政府的應對辦法，是抽起這些民生項目，令政府原來排在前面的項目不得不先行處理。雙方這種對議程的處理手法，都一反以往互相尊重的關係。

行政長官準備新一年的施政報告時，按慣常的做法，邀請立法會各黨派會面，分別聽取他們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泛民主派各黨派全部拒絕分別會見，並表示他們只有一個要求：「梁振英下台」。今年一月中，行政長官到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全體泛民議員抗議離場。這樣的事，是以前從未發生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施政報告自然不能得到反對派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有關2017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爭議。在長達20個月的政改爭議過程裡，除了幾次各黨派議員與中央及特區官員的集體會面，各自申述立場，以及在政改方案表決前夕官員與各黨派的短暫接觸外，在議員和官員之間，幾乎完全沒有進行真正的對話磋商。反對派與特區政府一直處於對立的狀態，根本無法為解決問題、爭取方案成功通過而合作。

這種種情況令人覺得，泛民主派與特區政府確實是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再也不可能建立行政立法之間應有的工作關係。

在建制派議員、政府官員以至廣大市民當中，有不少人認為，立法會裡的反對派已成為政府有效施政的最大障礙；社會期待的很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都因為反對派的阻撓而無法實施。要改善施政，唯一辦法就是在下次選舉中把反對派從議會清除出去。文，我知道這也是您的想法：只要建制派爭氣，在選舉中贏得更多議席，取消了反對派在議會裡的否決權，政府議案便可以通行無阻，特區便可以回復到行政主導的高效管治。

我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儘管有些反對派的行為確實引起很多市民不滿，但泛民主派整體上還是有不少人支持的。很多香港人認同泛民的政治理念，也看到他們為市民爭取權益的往績；更重要的，很多香港人相信，我們的政治體制裡需要對政府有足夠的制衡力量，不希望議會一面倒，只有支持政府的聲音。因此，加上泛民黨派都有豐富的選舉經驗，如果以為他們會因為失去大多數市民的支持而輸掉在議會裡的議席，是不切實際的。

另一方面，泛民對政府的「不合作運動」，也有個限度；他們不可能長期地、全面地杯葛政府施政，因為這必然損害社會公眾的利益，使他們真的成為市民的敵人。這條道理，泛民是十分明白的，這從近期大部份泛民議員與「拉布」劃清界線的態度便可以看到。

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提高施政效能，不應把希望寄託在打擊反對派、消滅反對派。過去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聽到要包容的說法，最近似乎少聽了。對政府以及建制派來說，「包容」就是對反對派的包容，承認他們代表相當一部分的民意，看到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泛民主派應該佔有一個積極的地位。只有讓泛民，起碼泛民的大多數（中央官員不是說泛民大多數是愛國愛港的嗎？），覺得他們的意見受到適當尊重和重視，讓他們恰如其分地參與政府施政，行政立法關係才有望改善，施政效能才有望提高。

文，您不久便要回來了，到時我們再當面詳談吧。

鈺成

2015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