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0日《明報》論壇

上星期我在本欄討論政府對民望的態度與施政的關係，回應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和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的有關論點。這又引來了王家英的反駁：他11月18日再在《新報》發表題為〈民望、普選與政黨政治〉的文章，指我「對美國總統和香港特首面對的民意政治處境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竟然全無警覺，反而混為一談」，更質疑我是「因特殊政治動機刻意如此」。作為一位學者，辯論問題竟要訴諸「動機論」，不禁令人失望。

我發表了的意見，無意在這裏重複，或者辯護、澄清。「全無警覺」、「混為一談」等批評到底公道與否，讀者可看我原文自行判斷。我不得不多說幾句的，是關於王家英為說明美國總統與香港特首回應民意壓力的「巨大差異」所列舉的事例。

王家英認為，美國總統因為是選舉產生的，所以對民意的壓力便有較大的「抗壓性」。他舉例說，「儘管布殊的伊拉克政策備受美國國民詬病……使他感受很大的壓力，但迄今為止卻仍未見他改弦易轍，從伊拉克撤軍」。

這可真是「全無警覺」與「混為一談」了。布殊連國防部長也給換了，仍說「未見他改弦易轍」，豈非對事實「全無警覺」？美國在伊拉克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局，不是布殊不想撤軍，而是誰都看到倉促撤軍必然令美國政府要承受災難性的後果，因此連民主黨在抨擊布殊的伊拉克政策時，也不敢輕言立即撤軍；用這事例來說明布殊從選舉得來的「抗壓性」，豈非把不能自拔與擇善固執「混為一談」？

事實上，選舉產生的官員，是否比非選舉產生的對民意有更大的「抗壓性」，只要數一數有多少民選政客在民意壓力下終要鞠躬下台，便得到答案。憑政治伎倆在民意壓力下苦撐不倒如陳水扁者，大都已失去有效施政的能力，其「抗壓性」絕不值得欣想。

王家英續說：「相對之下，雖然曾蔭權上台之後的民望一直處於不錯的水平，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出台之後，他的民望調查也只掉了幾分，但他已大為緊張，最終調整了最低工資政策和在學券制問題上讓步。如果曾蔭權是普選產生的特首，他會這麼輕易讓波動的民意『綁架』嗎？」

曾蔭權政府怎樣調整了最低工資政策呢？是承諾提早一年對「工資保障運動」的成效進行檢討。怎樣在學券制問題上讓步呢？是設一個3年的過渡期，讓私立獨立幼稚園的家長在這段期間也可以受惠於學券計劃。這一「調整」一「讓步」，是德政還是劣行呢？是從善如流還是被民調「綁架」呢？如果說是劣行，那到底損害了誰的利益？違背了什麼原則？反之，如果是順應民意的德政，為什麼不應做呢？是否因為跟曾蔭權先前說的有差異，就叫做「讓民意綁架」、「民粹主義」，就顯出非普選產生政府沒有「抗壓性」呢？

王家英是不是要對人們說，布殊和陳水扁是普選出來的，所以不怕民意壓力；假如曾蔭權是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他也同樣會對民意有「抗壓性」，在最低工資、學券計劃以至任何他已經說了的政策決定上，不會向民意讓步？果如是，人們真的要想想，普選行政長官有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