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6日《明報》論壇

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撰文評論「施政報告發表後特首的民望顯著下跌」的現象(〈特首民望的政治學〉，《新報》11月4日)，認為曾蔭權對民望下跌過分緊張，會令他不能「擺脫民粹主義的綁架」。

王家英在文章中分析，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施政報告發表當天晚上所做的民意調查，其實參考價值並不大。絕大多數受訪者在接受訪問時未來得及閱讀施政報告的具體內容；在成功接受訪問的約1000位受訪者中，只有不足四成能夠就施政報告作出評價，而他們當中亦不可能有多少人在接受訪問前仔細看過施政報告的內容。

王家英指出，由此得出的有關施政報告評分的調查數據，「肯定會流於相當情緒化和表面化」。然而，本地的主要傳媒在第二天都根據這少數人的一知半解，重點報道民意負面評價施政報告以及特首民望下挫。於是，「施政報告就這樣被定了死刑，其後整個社會的輿論取向和各個政治陣營與特首的互動，包括後來其他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都明顯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

對於民調的價值和限制，王家英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對港大民調的批評，理據充分，不容爭辯。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作評價時，由於沒有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所以流於「情緒化和表面化」。但是，什麼因素令這些評價都是負面的呢？憑「一知半解」所得的印象，可以比真實差，也可以比真實好。如果所有一知半解的人都對施政報告有一個壞印象，那又說明什麼問題呢？

第二，假如有關施政報告的民調不是在報告發表當天進行，而是隔了數天或者更長的時間後才做，結果會有什麼分別呢？受訪者回應的「情緒化和表面化」程度，會有多大改變呢？發表意見的人又有多少會看過報告的具體內容呢？如果他們的印象仍不是直接來自對報告內容的了解，那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從王家英在文章裏對施政報告本身的評述來看，他並不認為這份報告的內容真的如民調反映的那麼壞；即是說市民的評分，對施政報告並不公允。那末，市民的負面印象是從哪裏來的呢？王家英沒有解答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沒有進一步探討文章裏涉及的民意、民調和輿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王家英認為，行政長官因為不是普選產生，才會對民望過分緊張，令民調「太過政治化」，讓民粹主義主導了施政。所以，只有普選才可以使行政長官擺脫民粹主義。這麼說，現在已由直選產生的議員，應該最不受民粹主義的支配了？王家英是否認為，這些議員都不用理會他和其他民調機構不時公布的議員民望排名表呢？

還有，如果今天的行政長官已是普選產生，他又是否可以不理社會上對銷售稅的反對和對學券制的批評，一往無前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想做就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