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6日《明報》論壇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與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易憲容日前在《明報》撰文，呼應佛利民對香港政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批評，並指香港的經濟「與市場經濟法則漸行漸遠」(10月12日本版)。

作為一位內地的知名經濟學者，易憲容的文章令人詫異和失望：詫異的是他對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在近年的發展竟然顯得十分無知；失望的是他未經調查研究便對香港政府的經濟政策妄下判斷。

易憲容認為，香港回歸後，特別是在「面臨97亞洲金融危機的困難之際」，開始「希望通過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來重整香港的經濟」。他說，「事實上，中央政府確實對香港推出了一些政策來促進香港經濟發展」。而由於這些政策的「立竿見影之效」，港府便以為可以有所依賴了。於是，易憲容批評說，「港府與中央政府關係或交流，不是從市場規則的確立入手，而更多的是從利益爭取與利益輸送作為」。

中央政府對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採取了什麼「立竿見影」的政策呢？不外是包括開放個人遊在內的CEPA。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議簽訂CEPA，是「利益爭取與利益輸送作為」嗎？

易憲容應該知道，他推崇的佛利民是自由貿易的提倡者，而CEPA正是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目的是要逐步拆除兩地之間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壁壘。由於香港早已是自由港，沒有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這點早已得到佛利民的大力肯定)，所以CEPA的內容，主要是內地市場向香港開放。但這絕不是什麼「利益輸送」：CEPA決不是益了香港，損了內地。如果易憲容真的相信市場經濟，相信香港過去成功的經驗，他就應該相信，開放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也是有利的。

有什麼不對？有什麼可笑？

易憲容又認為特區政府要干預經濟的「最突出的表現」，是「千方百計希望中央政府的十一五規劃把香港經濟未來發展納入到中央的規劃之中」。他以揶揄的口脗說，「中央的十一五規劃一公布，港府就組織種種以中央官員為主體的十一五規劃宣講論壇，以便讓十一五規劃深入到香港民眾」。(特區政府如果真的這樣做了，倒是十分恰當，可惜它並沒有這樣做。)

別的不用多說，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是金融、物流、旅遊和商業服務業，這四個行業可以離開內地的經濟規劃自行發展嗎？特區政府爭取內地在制訂和推行十一五規劃時，例如在拓展金融市場、擴建機場和港口、發展旅遊事業等方面，把香港的發展納入規劃，有什麼不對？有什麼可笑？

易憲容說，香港的「市場經濟法則」，是「半個世紀以來香港得以成功之經驗」。這「法則」是什麼呢？在這「法則」之下，政府的職能是什麼呢？被問到這問題的時候，曾蔭權沒有提供一個簡單直接的答案；易憲容卻信心十足地給回答了：「政府職能就是界定產權、保證市場合約的有效履行、保護個人的財富不為他人及政府所掠奪、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只此而已。

香港經濟像易憲容所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為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只限於履行他列出的這些職能，而把其他一切留給「市場經濟法則」去決定嗎？當然不是。如果內地的經濟學者都像易憲容那樣，對「市場經濟」和「香港經驗」一知半解，而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又有影響的話，那就真的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