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8日《星島日報》雙龍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四年四月決定香港○七、○八年不實行普選後，二○一二年便成爭取盡早普選的目標年份。任何人反對二○一二普選，或提出在二○一二年之後的普選日期，都會被貼上「保守」甚至「反民主」的標籤。

然而，只要冷靜分析一下，便應該知道，中央政府同意香港二○一二年實行普選的機會是極之渺茫。全國人大常委會兩年前的決定，反映了中央政府當時認為，香港到○七、○八年仍未具備普選的條件。在這個前提下，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對政改方案進行表決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到深圳向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解釋中央政府的立場。他說，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朝着普選目標邁出的「重要的、具有實質意義的一大步」，「走出了這一步，實際上離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也就更近了。」

如果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最早有可能實行普選的時間也就是二○一二年；現在政改方案通不過，按喬曉陽的說法，普選的目標只能更遠。假如中央政府認為不管能否踏出○七、○八年政改這一步，同樣可以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支持特區政府花那麼多氣力搞政改方案呢？事實上，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中央政府評估香港的政治形勢，認為「政治生態未有根本改變」。由此看來，中央政府不可能相信香港到二○一二年便具備普選的條件。

除了中央政府的態度，從香港的政治環境和社會需要來考慮，二○一二也未必是開始普選的最理想年份。香港有多項公共政策，正急待改革。由於回歸前後的政治形勢，政策改革停滯了十多年。在回歸前的過渡期，港英政府不可能為香港的長遠發展作打算；特別在彭定康出任港督之後，在政改問題上跟中國政府鬧得關係緊張，即使看到香港在房屋、醫療、教育、社會保障以至公共財政和公務員體制等方面存在問題，也缺乏改革的決心和能力。

回歸初期，董建華政府懷着「共創香港新紀元」的雄心壯志，全面推行改革。誰知一開始便碰到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延續數年的經濟衰退，嚴重打擊了社會對改革的承受力。各項改革都遇到巨大的阻力，有的步履蹣跚(例如教育)，有的失去方向(例如房屋)，有的議而不決(例如醫療)。這些改革，如在未來數年不能成功推行，社會矛盾將愈來愈尖銳，特區政府的管治愈來愈困難。

這是回歸前後的歷史給香港造成的特殊處境。問題是：在未來數年實行普選，對推動延誤已久的政策改革、解決積累多時的社會矛盾，是有利還是不利？

有人說，特區政府沒法建立強勢推行改革，正是由於它不是選舉產生，沒有民意授權。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加快民主化的步伐。不過，正如上周來港演說的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戴雅門(LarryDiamond)指出，即使香港的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都由普選產生，仍不能保證政府在立法會得到穩定支持，也就是不能保證建立一個可以克服阻力、推動改革的強勢政府。相反，在實行普選的初期，由於社會未有樹立一套成熟的民主文化，短視的選舉政治對政府管治難免有消極的影響：選舉產生的政府為維持民望，不願處理短期內會令政府「失分」的問題，不能考慮社會的長遠利益，於是難搞的改革便繼續拖延，以致積重難返。

是不是先開展社會改革，然後才實行普選，便一定會成功呢？或許不是；但這樣起碼可以減少一重風險。普選是不歸路：一旦開始了，不論出了甚麼問題，也不能走回頭。嘴裏喊一個年份很容易；但從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着眼，不能簡單地說「愈早普選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