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8日《明報》論壇

兩周前我在本欄引述紮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其《自由的未來》一書提出的觀點，認為如果缺乏適當的條件，民主(即以通過選舉取得管治權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不一定對人民有好處。上星期，浸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陳家洛對我的文章作了回應(〈再讀紮卡里亞的《自由的未來》〉，9月14日本版)。陳教授指出，「隨?中國的改革開放，紮卡里亞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將要在邁向民主與持續專制之間作出抉擇」。他並且問，「不知道曾議員是否都認同這些主張」。

紮卡里亞在他的書對中國確有不少?墨。例如他說：「談到中國國內的不同意見時，人們很容易以為多一些民主即是多一些自由。但在短期內，事實恰恰相反。在很多重要問題上，中國政府比人民要開明。」「從維護法紀到對台灣、日本和美國的態度等一系列廣泛的問題上，北京的政權並沒有人民那樣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好戰和偏狹。」(85頁)儘管紮卡里亞說這只是「短期內」的現象，但這已清楚顯示，他認為在今天的中國，立即擴大民主不會令社會更開明、更自由，而是相反。也就是說，要成功推行「自由民主」，必須具備某些條件。

又例如紮卡里亞說：

「過去50年，發展中國家的成功故事，幾乎每一個都是在開明的獨裁政權下發生的。不論在台灣、南韓、新加坡、智利、印尼或者甚至中國，政府能夠為長遠的將來作出敏銳的選擇，於是得到經濟強勁增長、文盲減少、平均壽命延長和教育水平提高等回報。很難找到一個第三世界的民主國家，能有以上這些國家的持續增長。民主國家一推行改革，很快便由於要維持對強大政治組織的資助而舉步維艱。印度無法持續改革，主要就是因為政客們不肯要選民承受那怕是極短暫的痛苦。」(251頁)

那末在發達的民主國家又怎樣呢？紮卡里亞認為，「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多一些民主，而是少一些。」(248頁)他引述先後在白宮和聯儲局任過職的Alan Blinder的評論說，選舉產生的總統，決策受短期的政治和選舉考慮所左右；毋須選舉的聯儲局，決策時卻可以真正從社會、經濟和法理方面衡量政策的得失。這是聯儲局的決策水平高於白宮的主要原因。Blinder認為，如果要進行稅制改革，把極端複雜煩瑣的聯邦入息稅合理化，就一定要設立一個像聯儲局那樣獨立於選舉政治的聯邦稅務局。不知道陳教授又是否認同這些主張？

不過，紮卡里亞仍是相信，民主是所有社會發展的共同終點。他指出，歷史上開明的獨裁者幾乎沒一個有好下場。國家經濟發達之後，民主遲早要到來。所以他斷言，中國如果不走向民主，便要大亂。中國是否最終要實行西方民主，還可以作理論探討；但今天未具備所需的條件，則是紮卡里亞也承認的事實。

至於香港普選的條件，陳教授說我未能清晰地指出。我想，已經載列在課本?的普選條件，陳教授當然不用我來提醒；至於課本以外還有沒有別的，以及哪些適用於香港，讓有心人一起來討論吧。我在這?只抄錄研究民主條件的權威李普塞(Seymore Martin Lipset)的一句話：

「幾乎在所有民主已經制度化的地方，民主發展的過程都是漸進的。」

走向普選要「循序漸進」，並不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