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4日《明報》論壇

紮卡里亞(FareedZa-karia)和福山一樣，是亨廷頓的學生。他提出「不自由的民主」的理論，指出民主不一定帶來自由；如果缺乏適當的條件，民主甚至可以成為壓制自由的手段。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本月訪港，並於18日上午在中文大學作公開演講，講題是《全世界都可以民主化嗎？》。戴蒙德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本欄提及的福山和阿瑪蒂亞‧森一樣。

恰巧兩年前，即2004年9月18日，戴蒙德也是在香港論述民主在全世界的發展。那次他是應香港大學的邀請，出席題為《香港新政治：選舉後的分析》的研討會(特區立法會剛進行了換屆選舉)。戴蒙德完全贊同阿瑪蒂亞‧森的看法，認為經濟發達並不是發展民主的先決條件：很貧窮的國家，也可以成功地推行民主。

在印度長大的阿瑪蒂亞‧森，認為印度是成功推行民主的突出例子。在他的經常被引用的文章《民主作為普世價值》裏，森特別介紹了「印度經驗」，強調印度只有依靠民主制度，才能克服國內異常複雜的宗教矛盾和語言差別，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發展。以研究饑荒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森更指出，印度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多次發生饑荒，但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後，饑荒便完全絕迹，有力地證明了民主對改善政府管治、保障人民利益的作用。

不過，戴蒙德和森都知道，民主的優越性和普遍適用性並非完全沒有爭議，這正是他們要經常為他們的信念辯護的原因。戴蒙德覺得要回應的一個挑戰，來自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編輯、《自由的未來》一書作者法瑞‧紮卡里亞(FareedZa-karia)。

紮卡里亞和福山一樣，是亨廷頓的學生。他提出「不自由的民主」的理論，指出民主不一定帶來自由；如果缺乏適當的條件，民主甚至可以成為壓制自由的手段。簡單地說，如果人民掌握了選舉權，但不懂得理智地運用，便可能為政客所利用，結果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紮卡里亞在《自由的未來》裏列舉了大量這類的例子。

很有趣的巧合，紮卡里亞和森一樣，也是在印度長大，對印度的歷史和現狀十分熟悉。他也對獨立後的印度作了詳細的研究，但和森相反，他認為印度的經驗正好說明，民主未必對國家的發展有好處。

紮卡里亞指出，對於認為經濟發達不是實行民主的先決條件的人，印度本來是一個典範。可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印度已變得完全不是它的景仰者心中所想的那回事。印度的民主並沒有少：在若干重要方面民主還比以前增多了。但這個國家裏的包容度收窄了，宗教矛盾增加了，法治減弱了，自由減少了。而紮卡里亞認為，民主化和非自由化這兩種趨勢，是直接關聯的。

我當然沒有資格評論這兩個大師誰是誰非，也無意斷章取義地把兩人的言論直接用於探討香港當前的政治問題。我只希望在香港眾多爭取盡快普選的政治人物當中，最少有一部分注意到這些美國大師的不同觀點，從而會同意，實行普選的條件畢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