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27日《明報》論壇

財政司長唐英年在預算案演辭?說，社會愈進步及富裕，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就會愈高。「我們當然希望能為市民提供更多福利；我們又希望有更多公園、廣場、休憩用地、文化和文物旅遊景點。不過我們亦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錢從何來……我們不可能與奉行福利主義的國家相提並論，因為市民並不接受他們的高稅制。」

在預算案論壇上，唐英年對這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指出，許多已發展的經濟體系，例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國家，政府收入達到本地生產總值(GDP)40%以上的水平；但在香港，由於奉行低稅制，政府收入只佔GDP的18%，不及人家的一半；按《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的原則，政府開支也只能維持在GDP的18%左右。因此政府能夠提供的服務，不能跟一般已發展國家比較。

問題實際上還要嚴重。香港的稅收，明顯地比其他地方更倚重公司利得稅，而這稅項是最容易受經濟狀?影響的。更重要的是，非稅項收入在香港政府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遠高於大多數已發展國家。而非稅項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賣地和累積財政盈餘的投資收益。這兩項收入隨經濟狀?波動的幅度，遠比稅項收入為大。以賣地收入為例，本年度的賣地收入預計約287億元。過去幾年的數字徘徊於100餘億至300餘億之間，但03/04年度則只得54億；波動幅度可以是以百億元計。

這就是說，經濟疲弱時，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大幅減少。可是政府開支卻沒有多少削減的空間：過去幾年公務員減薪、削綜援、砍教育經費等壓縮開支措施所引起的社會不安和政治矛盾，充分說明政府開支極之缺乏彈性。收入和支出與經濟狀?的關係並不對稱，但政府又要「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所以唐英年慨嘆，香港政府財政非常脆弱，結構不健康，存在「深層次的矛盾」。

這是從財爺的角度看問題。從市民的角度來看，政府要倚賴賣地收入來維持財政平衡，於是就不能放棄高地價政策。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深層次矛盾」是高地價、高租金和高工資妨礙了香港在全球化經濟中提高競爭力。高租金和高工資，其實也是高地價的後果。高地價無可避免要轉嫁為一般家庭以及中小型企業的供樓、租樓負擔，拿掉了他們勞動報酬或者營商所得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成為另一項賦稅。

金融風暴後出現大量負資產，令消費和投資長期疲弱，拖慢了經濟復蘇的步伐，這正是先前高地價、高樓價造成的惡果。而經濟一開始復蘇，市民又要承受加息加租的壓力，不能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是大多數市民感受到的「深層次矛盾」。